我国是一个大国，人口数量、结构、密度和质量存在较大的分省差别，且同样的人力资源在不同的省生产效率也有很大差别。从国家层面来看，如果人力资源能够充分配置在生产效率较高且对国家财力贡献较大的省份，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就不会因人力资源不足受到负面影响。目前，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等6个省份长期保持对中央财政较大的贡献，只有掌握这6个省份的人力资源供给状况，才能有效判断“招工难”的情况及产生的影响。近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苏杨，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解答。

流动人口规模变化对各地影响不同

记者：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山东这六大经济省份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状况怎样？

苏杨：从普查数据来看，北京、上海两地由于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流动人口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巨大。其中，北京常住流动人口达704.4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5.92%；上海相应指标分别为897.7万人和39%。在广东和浙江，两省常住流动人口总量很大，广东是2149.7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61%；浙江相应指标分别为1182.4万人和21.72%。在江苏、山东两地，两省常住流动人口总量大，但占比并不太大，江苏为9.38%，山东仅为2.21%。因此，从整体的劳动力使用状况来看，流动人口的规模变化对北京、上海的经济状况将产生决定性影响，其次是广东和浙江，再次是江苏和山东。

劳动力资源足以保障未来几年的劳动力需求

记者：京上广苏浙鲁这六大省份的流动人口供给来源主要是哪里？这种劳动力供给具有可持续性吗？

苏杨：支撑全国六大经济省份的主要人口流出大省以南方省份为主，安徽、河南、四川、湖南、湖北和江西提供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六大经济省份的年龄金字塔显示，仅有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表现出明显的 “底部收缩”态势，也就是说，未来新进入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将会明显减少，在假定经济发展方式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个直辖市的经济发展可能需要其他外省市补给流动人口，其他4个省份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则没有表现出这种紧迫性。从支撑六大经济省份的6个人口流出大省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除湖北省年龄金字塔底部有明显收缩之外，其他5个省份0岁-14岁人口所占比例依然较大，这对于六大经济省份来说，是一个较好的人口信号。从目前情况来看，六大经济省份常住人口中15岁-64岁人口比例依然很高，北京、上海达到80%，其他4个省份达到74%以上。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出现象，这样的劳动力资源足以保证未来几年六大经济省份的劳动力需求，甚至能够保证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

春季企业招工调研显示用工平稳

记者：近年来，每年春节前后媒体都会报道 “招工难”现象，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苏杨：我们对近几年广东、浙江、河南、安徽、四川、陕西几省的春季企业招工问题进行了调研，发现用工平稳、理性、缓和，返岗率较高。2012年，浙江“招工难”现象仍存在，但用工紧张程度比上年有所缓和，缺工行业、工种与省内产业结构基本相符。同时，由于企业在逐步改善用工环境，春节后返岗率较高。如对义乌市4000家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近年来义乌企业老员工平均返厂率达65%，另25%是老员工带新员工和劳动力市场招聘，缺工10%左右相对合理。同年，广东企业外省务工人员返厂情况总体保持平稳，2月中旬返岗率接近90%，企业节后招工以补员为主，招聘需求量和用工缺口峰值基本上与上年持平。2012年，安徽省对30个国家级、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0654户企业的调查显示，缺工率为5.4%，全省经济开发区内企业员工流失率为0.6%。安徽省重点家电制造企业和快速消费品企业的节后员工返岗率都超过90%。

中西部省份劳动力输出格局暂时不会改变

记者：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输出状况会发生变化吗？

苏杨：目前，中西部省份的劳动力输出格局不会改变。省内转移增长较快，回乡创业和技术熟练工选择性回流有所增加，但仅能消化本地部分新增就业人口。陕西省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存量765万人，实际转移650万人左右，其中跨省转移5年来稳定在330万人左右。 “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70万人，陕西省内只能解决35万个岗位，其他需要向省外转移就业。

“招工难”并非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结果

记者：您认为部分企业 “招工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苏杨：部分企业 “招工难”并非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结果，驱动因素包括很多方面，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物价和综合生活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一些企业的招聘工资一般为每月1800元-2000元，而求职者普遍期望在2200元以上。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调查发现，近两三年来从未出现 “招工难”的企业在岗平均工资为每月2185.8元，偶尔出现 “招工难”的企业在岗平均工资为每月1736.6元，经常性出现 “招工难”的企业在岗平均工资为每月1402元。

二是企业传统的用工模式造成 “招工难”。大量城镇 “4050”人员，农村35岁以上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企业普遍不愿意招用。当前各省普工和技工缺工比例基本是8∶2或者8∶1左右，这实际上只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继续用低工资招收35岁以下员工有困难，是我国企业长期低成本粗放利用劳动力造成的。

三是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外部性特征，中小企业普遍不愿意对其 “短工化”员工进行培训。与日本相比，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没有形成一支稳定的、有深厚技术积累的产业工人大军。

四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缺乏相应社会权益保障，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公平。特别是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滞后于劳动力全国流动的需要，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李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