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年春节过后，我国各地再次上演激烈的“工人争夺战”。劳动者和企业都被推到了一个再次选择的十字路口，供职者和求职者都有苦难言，“用工荒”与“就业难”本不相矛盾的二者何以针锋相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劳动力缺口的背后已不再仅仅是企业能否招到工人的问题，产业布局、薪资水平、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开始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逐渐显现。

A“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

刚过初七，张大伯就提着女儿的档案袋匆匆出了门，按照他的计划，最近一周要走遍省、市人才市场，各大现场招聘会的时间、地点也都满满的排在一张A4纸上。女儿从北京某学院学化妆毕业，“北漂”两年后，张大伯将女儿叫回了贵阳，“在这里，至少我们能看到她，拮据时老两口也能帮补一些。”

不愿再当“候鸟”

返乡创业成主流

“外来务工人员在减少。”这在当前很多东部沿海城市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同样，在我省也存在这一现象。

在贵阳做了两年策划的张怀玺从贵州民族大学毕业，因为学的是广告学，毕业后的他先后待过多家广告公司。一年前，怀揣两年的工作经验，他选择留在一家知名的地产网站工作，薪资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不错。在朋友眼里，这算是“留在了省城”，但他心里一直有个郁结，兄弟二人都是本科大学生，弟弟也留在了城市工作，长时间的城市漂泊让兄弟俩身心俱疲。

张怀玺说：“毕业后的一年，频繁换工作，总感觉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公司能够待下来。两年里，银行账户里也没能存上多少钱。”多番思考之后，张怀玺做出了选择——不愿再当候鸟，他要回乡创业，先从印务广告工作室做起。

目前，经济下行大背景下，部分企业提高用人门槛、减少招聘规模乃至停止了面向应届生的校园招聘，也为负重求职的大学生们增添了压力。

人口红利消失与技能不足并存，企业和农民工都面临着结构性矛盾。于是不断有人提出，让农民工把外出打工习得的技能带回家乡，以创业解决就业。像张怀玺这样的大学生就是其中之一。

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张璐从北京某学院学化妆毕业，在北京待了两年后的她被父母叫回了贵阳，原因很简单，“北京并不是家，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你。”张大伯在电话里一次又一次这样说服这女儿。

“外出务工工资不高”、“工作压力大”、“老家经济发展有潜力”，这是张璐决定“返乡”的原因。2016年1月，张璐回到贵阳，过完年后，她打算在贵阳开设一家化妆机构。但是父母还是希望她能够找个安定的工作稳定下来，于是便有了在省总举办的“就业援助月大型招聘会”遇到张大伯为女儿前来求职的一幕。

提成上万仍难招到人

“招工难”致企业制度成摆设

“2008年，工人保底工资只要1800元，那时候招人很容易。如今，工人保底工资开到3500元，并且包住宿，干得好的话提成能上万，基本的配套设施也都弄得很完善，即便如此，我也很难招到人。“这是贵州大臣房地产经纪公司总经理黄小五对于”招工难“最直观的感受。

黄小五这样的烦恼，当地很多老板都感同身受。嘉艺洁家政清洁服务公司的罗红也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罗红说：“如今，每月工资开到3000元，也很难招到人，但对企业而言，这已经是不小的压力。”每天都听说就业难，面对着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罗红百思不得其解。

“‘招工难’制约着我们企业的发展，导致了用工成本上涨，也迫使我们这些中小企业，只能无奈压缩规模。”吕巧玲说，“相比8年前，当前用工成本足足涨了近一倍，但企业利润涨幅只有不到5%.”

现在做家政服务的还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妇女，做家政没有太多的硬性条件，但是同样的工资条件下，很多业内从业人员都选择做钟点工，即便公司开出来同样的条件，但还是很难留住人。“‘招工难’让老板更难当了，我现在不太敢随便开除员工，公司的制度有时也成了口号。”罗红无奈地说。

在罗红看来，当前，工人才是“老板”，他们随时都可以说走就走，立马就转投其他企业。目前正是招工旺季，罗红打算转变思路，将大学生纳入公司的招聘范畴，她希望这些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在择业的同时做好相应的职业规划，“并不是做家政就是丢人的，我们的市场用工人员也需要转型，公司员工年轻化，管理规范化，市场合理化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实罗红的心里也泛着嘀咕，因为走这条路无疑对“招工难”是雪上加霜，“我们会坚持，就算为社会尽一份力吧！”罗红坚定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