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这么累,花钱的时候就不想再难为自己了。”今年是28岁的邱琪在北京某互联网巨头工作的第三年。2012年,她从传媒类专业毕业后不久,就进入这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经历了多次考核和升级,现在收入比许多同学高。

“互联网公司给的多,但我们拿的是辛苦钱。经常要加班到深夜不说,项目压力、沟通压力此起彼伏,回到家一句话也不想说。”邱琪很无奈地说。

经过近20多年发展,中国互联网行业快速更迭,崛起的一批又一批行业巨头,细致入微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更激发了年轻人的创新观念。然而,光鲜背后,在快速迭代的压力和充分竞争的环境里,许多年轻从业者看似思于千里之外,实则疲于灶台之间。

正如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显示,北京互联网从业青年群体约61.9万人,月均收入6228.5元,远超其他行业,但49.6%日工作时长超8小时,55.4%拿不到加班费,说明高端行业并不代表高端就业。

青年网络从业者是高学历、年轻态的知识密集型蓝领

调查揭示,从人口学特征上来说,73.0%从业者年龄在28岁以下,平均年龄为26.7岁;67.0%为本科以上学历,其中研究生占12.2%;65.1%从业者为外地户籍。

在岗位分布上,像邱琪那样的产品岗并不多,19.3%是做编辑,11.7%为开发,还有11.3%是运营人员。整体显示,仅有34.0%的人能按标准拿到加班费,进而呈现出高月新低时新的特点,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蓝领。

王霏是毕业刚满一年的新闻专业本科生,现在在一家2014年8月才成立的自媒体公司做文字编辑,主要负责为公司微博、微信、博客等平台信息编辑发布。

“虽然公司正在平台构建的摸索阶段,不像大公司要求那么严格,但是一有新项目投入,加班加点就是常态。新项目开启前一个月最忙,每周只能休息一天,每晚至少要加半小时。是义务性质的,没有加班费。那段时间精力总恢复不过来,觉得周末跟没休息过似的。”

调查还揭示,该群体人均月支出达到4301.9元,其中生存性支出比例较大,房租或房贷就占据了42.5%,人均月支出占月收入的七成以上的人数达90%以上,基本属于收支双高的“穷忙族”。而且,住房状况不稳定,拥有自购住房者仅占25.6%,而其中又有67.8%是北京户籍,即非京籍网络从业青年购买住房的人仅占网络做作业青年群体12.3%。租房者的平均月租金是2146.6元。

王霏最近换了个离公司近一些的住处,“交通比较方便,居住条件不错,当然租金也涨了不少,之前的房租是2000元,现在涨到3600元。”她原来要在路上耗费3个多小时,加上项目运行初期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都觉得非常疲惫,“好在工作本身能消化掉这1600元差价,工资还算能满足我的心理预期”。

事实上,该群体中位数,众数超过六成的人处于租房状态,其中合租方式占72.7%。过半的人和王霏的情况差不多,租住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其中合租方式占72.7%。40.2%的人近3年有两次以上搬家经历。

因为在空间分布上,64.2%的人居住在四环外,其中住在五环外的高达39.6%,因此,44.6%的人“在路上”的单程时间超过1小时,远高于其他从业者水平。

高收入是少数,压力大是多数

报告显示,从业者月收入在6000元以下的比例高,占到63.7%,而万元以上的占到13.6%,高收入比例高于从业青年整体水平月收入的众数和中位数都是5000元,差距不小。而且,大企业比小企业工资高10.0%左右,研发类岗位是运营、编辑类薪酬的4到5倍。

对于职业和岗位预期,很多从业者表示并不明朗。究其原因,一来是行业本身的岗位收入呈马太效应,两极分化;二来则是个人职业流动和发展瓶颈并存。

调查发现,网络青年工作流动性也大。3年里52.5%的人都更换过工作,对工作的满意度仅为11.2%。然而,由于互联网行业的特殊性,大部分仍在低端层面“换汤不换药”。行业与时俱进让知识结构和技能时刻面临考验,一位青年感慨道,“一入IT深似海。”

跟王霏一样,萧煌也是毕业刚满一年的往届生,目前在一家新兴科技公司做pC端应用开发工作。虽然就业时间不长,但是他前后已经换过3次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在济南的一家电脑公司做程序员,觉得每天都只是写代码,没什么前途,正好一个比较有名的女装网络品牌在招网站运营管理员,我就趁机跳槽了。”萧煌的前两份工作持续时间都不长,第一份工作只有半个月,第二份工作也只维持了半年,“跟济南地区相比,上海北京的工资水平会明显高一大截,想去大城市打拼一下”。

网络里的积极分子,现实中的宅独青年

就从业者的个性来说,一方面,在网络世界里,他们是积极分子,是网络改变生活的推动者。66.7%的人会关注或参与过“人肉搜索”、网络签名、网络声援等网络世界的群体性活动。32.5%的人写过高关注帖子,16.2%人的评论在微博中被大量转发过。

另一方面,对网络的高度依赖,让41.2%的人在闲暇时仍选择“宅”着上网,然而,网上的“大拿”和“红人”的魅力却没法延伸到线下,现实中比较低的社会化程度,出现了67.5%的被调研者在京好友不超过5人的局面,且当中85.2%都是同学、同事和同乡。

25岁的崔光范目前在某著名搜索引擎公司做技术岗的工作,身为一名程序员的他同时也是社交媒体重症依赖患者。每当网上有一些例如微笑日、跑步计划之类的群体性号召活动时,他总会大量转载进行刷屏服务。

“网络让个人的声音大了很多。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做过公众营销号,是面向动漫爱好者的。”在崔光范看来,网络号召力都是通过投钱投精力运营出来的,偶像效应也会有一定效果。“在有了庞大的粉丝基础之后,有时候你说的一句话都可能会产生巨大的作用。现在虽然改做技术岗的工作,个人社交媒体也式微了,但还是希望能给人以积极的影响”。

邱琪意识到了自己现实社交缺乏的问题,于是循着自己的兴趣,参加了烘焙工坊的培训,结识了一批工作上各显神通、周末亲如家人的好友。“我还会加入公司的兴趣小组,周末约同事爬灵山,或者去打羽毛球。”在邱琪看来,网络时代都赞同主动选择的自由,然而人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会有哪些奇遇与启发,“所以,不如去更为丰富真实的现实中寻找灵光和安慰”。

总的来说,只有12.8%的从业者对自己的状况不满意。61.2%的人会为了提升自己而参加继续教育,3.9%的人具有自主创业意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他们都对自己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