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立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我国2015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为7%。从工业经济以及投资与消费的增速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数据依然比较低，意味着经济仍然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全年7%的增长目标，有不少机构及学者认为应该出台刺激政策，一些市场分析人士甚至已经将今年降准和降息的时间表都列了出来。

但笔者却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难得的结构调整时机，应该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政策的主要目标，特别是要放在新常态的背景下，而不能走回过去强刺激的老路。

之所以说中国经济面临难得的结构调整时间窗口，主要基于人口和就业因素的考虑。

很多观察人士将保增长的动因归结为保证就业，认为如果增长速度低于7%就会出现就业压力。这个观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

首先，当前的经济结构已经出现较大的变化，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快速提高，使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解决更多的人口就业。2013年和201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创近十几年来的新低，但新增就业却创历史最好水平。事实表明，即使经济增长速度仍有下行压力，就业形势也应当不会出现大的“塌方”。

其次，即使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导致失业增加，那么对引发社会问题的风险有多大呢？这需要具体分析。

在当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受到就业冲击最明显的是与投资相关的行业，如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在这些行业就业的主要是农民工。

从年龄结构看，这些农民工大多数是1980年之前出生的人口，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报告》分析，这些农民工中，29.5%从事建筑业，26.5%从事制造业，10.9%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6%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而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中，39%从事制造业，14.5%从事建筑业，10.1%从事批发和零售业，10%从事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与80后农民工相比，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的共同特点是多数曾经在农村有过务农的经历。这些农民工拥有从事农业的生产技能，对农业生产也不会有强烈的心理抵触，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城市就业的同时还兼营着农业，即在农村有属于自己的承包土地。当这些农民工失去城市工作的时候，他们中的多数会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收入水平会由此出现下降，但不会威胁到生计。因此，威胁社会稳定的风险并不算太大。

如果现阶段继续进行投资刺激，从而将经济结构调整的时间往后拖，则未来失业的人口将有可能以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为主，他们的特点与198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工有明显的差异：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数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缺乏农业生产技能；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城市长大的，对农村有抵触情绪；如果他们失去城市的工作，则生活将面临窘境。

第三，从房地产市场本身的状况看，我国已经告别住房短缺时代，大多数城市已出现住房供过于求的现象。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30平方米，达到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在不少城市已经出现严重的住房过剩。如果继续加大刺激房地产市场的力度，将给市场转递错误的信号，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更严重的过剩，对金融稳定产生更大的冲击。

可见，在现阶段的就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经济结构调整面临难得的时间窗口，应该将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的地位，让中国经济尽快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