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旅居土耳其的美国中文翻译家徐穆实（BruceHumes）上周在其个人网站上刊出公开信，就中国有关机构近年来推动的文学外译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要点如下：

一，建立“驻地翻译”基金，积极征募外国翻译家到中国短期居住，体验中国文化，结识中国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受惠对象应注重国别和语言的多样化，避免过度集中于英、法、德等欧洲语言。）

二，放宽签证条件，以使翻译家工作期间合法居留中国，即便他们为外国出版商译书。

三，办好网站，多搞活动，帮助中外翻译家们沟通和交流。

外国翻译家是文学出口生产线上的关键环节

徐穆实的公开信已经在海外的中国文学翻译圈内引起了共鸣。他随即接受了读书报记者的采访，谈及信中的未尽之言，首先是“走出去”战略的路线问题。

中国人对外国翻译家的态度在2012年10月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徐先生说，葛浩文大量删改的译本帮助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虽然还能听到有人说：“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并且忠实地翻译我们自己的文学，”不过看来也有很多人认识到，与外国翻译家、经纪人和出版商进行密切合作，不失为明智之举。

“但是我担心，”徐穆实在伊斯坦布尔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北京的读书报记者，“中国目前资金充裕的文学机构正在大力推行一条狭隘的、政治正确的出口‘生产线’，而忽视了供应链上的一个关键部分：外国翻译家。”

这正是他发表公开信，建言献策的原因所在。

要想中国文学走出去，先把外国翻译家请进来

徐穆实离开美国老家已三十余年，期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视这里为第二故乡。他近年来专注于少数民族文学，又于去年夏天转赴土耳其，修习土语，以备汉语与突厥语之间翻译史的研究。旅土期间，他仍旧关心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华读书报网站的固定读者。

“贵报有些读者想必听说过‘驻地作家’项目，对‘驻地翻译”可能还有点陌生。”徐先生对读书报说，“但是有必要指出，在西方，文学翻译家是被当成专业作家的，有些人的译著在亚马逊网站上架时，还坚持把自己标为‘合著者’。”

徐穆实介绍，欧盟和美国都有相当数量的“驻地翻译”项目，对外国翻译家包吃包住，负担来回机票，发放数额不等的津贴。RECIT（欧洲国际文学翻译中心网络）旗下包括十二个驻地翻译项目，分布于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瑞典和瑞士。

例如，“匈牙利翻译之家”创办于1988年，可同时为六位翻译家提供两到八周的入住服务。还有些项目只给津贴，用以支抵吃住费用。如“爱尔兰文学交流”中心可供翻译家在爱工作最长三周，亦有机会与作者见面，到图书馆借阅，深入体验当地文化、语言和艺术环境，从而获得对爱尔兰当代文学的直观感受。资料显示，目前已有多位中国翻译家受惠，如陆剑、周嘉宁、马爱农、姚媛、方柏林和柏栎等人。

苏格兰诗人和翻译家布赖恩·霍尔顿（Brian Holton）告诉徐穆实，美国的佛蒙特工作室中心（Vermont StudioCenter）每年为六位中国诗人提供津贴，以供入住和翻译。韩国人的努力则更为可观。LTI韩国文学翻译院提供全学年（9月到次年6月）的培训，每周上课九到十五小时，研习翻译，课业中还包括与韩国作家见面，文学采风等活动。每年都有几位外国学生获得翻译学院的奖学金。

非法居留的外国翻译家是中国文学的无薪星探和重要中介

徐穆实说，如今大部分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外国人已经不是西方大学里的汉学家了。相反，很多年轻的、极有发展潜力的翻译家就在中国工作，有的干记者，有的当老师，不少人只有旅游签证，等到接手大的翻译项目时，却很难以此申领签证，无法保证在翻译期间合法在中国居留与工作。这是个特别让人头痛的问题，因为他们往往需要呆在中国，不时与作者见面，并研究时下语言的用法。

“事实上，’”徐先生说，“在一条能让中国新生作家引起海外经纪人和出版商注意的‘供应链’上，这些自由翻译家是一个完整的却很少为人所知的组成部分。一些人有效地起着无偿文学星探的作用，到处搜寻文学天才。一旦有所发现，他们便将作品节译出来，向外国的文学杂志和文学经纪人，甚或海外出版商推荐。可是很多人有经济困难，因为他们拿着旅游签证呆在中国，必须经常出境，领到一份新的短期签证后再回来。”

他打了个比方。“想想看，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几万个外国进口商呆在中国。他们能拿到商业签证，可以访问工厂，参加行业博览会，寻找新的资源，而无马上回老家之虞。”徐先生说，“我的建议如下：确保自由文学翻译家和文学星探申领签证（至少为期数月），允许他们合法地从事自己的工作，并且广而告之，以便他们了解怎样申领！”

建设平台，协作翻译，赞助透明

徐穆实对读书报说，设计得当的网络平台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这样的平台能让作家、翻译家、文学经纪人和出版商发现彼此并展开互动。中国有关部门已经有所尝试，他们建起了“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网”，有了译者库。“可这个网站全是中文，联系人以中国公民为主。它既称不上‘国际性’，也没有‘互动性’。”他说。

徐先生推荐了英文网站“纸共和国”（paper-republic.org），视之为好平台的范本。它建立了翻译家和中国作家两个数据库，但更重要的是，它吸引了一个由翻译家、经纪人、采购编辑、出版人和中国文学译本读者组成的活跃社区，差不多天天都有关于中国小说和诗歌的新文章发表，谈论着尚未得到翻译的新作、对新译本的评论，以及种种影响文学翻译“产业”的话题，有些文章激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也使得许多业内人士成了该网站的定期访问者。

“如果有志于促进与外国翻译家、出版商的合作，那么申领翻译津贴的过程就得更为透明。”徐穆实昨天（6月10日）对读书报记者补充说，“中国作家协会主管这一项目，但我们很多人都是间接知道它的，比如说，作协的网站上就找不到对它的介绍。这样的项目得详细说明，用英文推介，让翻译家们和各语种的出版商都能了解。”

几年前，徐穆实到苏州参加了一个文学翻译训练营，营里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但他发现，主办者将营员分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小组，比如，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组，练汉译英，另一组又全是中国人，练英译汉。但他现在觉得，混合分组，有中有外，协作翻译，也许是更理想、更有启发意义的方式。

“中国需要赞助更多的国际培训活动，专注于协作翻译，”徐先生说，“而且给别的语言也搞，不只是英语。从中期来看，此举有助于以汉语为母语者和以目标语言为母语者形成伙伴关系，他们可以在将来的翻译项目中协同工作。”

徐穆实英译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已于2013年年初由兰登书屋旗下的哈维尔塞克书局出版，英国《金融时报》据此称，该书是“一位具有罕见才华的作家对鄂温克人恰如其分的致敬”。

他还译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种著述，如高春明的《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