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难忘师恩】

1939年，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攻读的是西方古典哲学，选修了冯至先生关于歌德的课，并读了冯至先生翻译的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这些都对我影响非常大。冯至先生研究歌德、里尔克，我也学德文，与他的路子很接近，都看重哲学，觉得德文诗比英文诗更直接。

那时冯先生刚步入中年，虽然按照当时的习惯穿着长衫，拿着一支手杖，走起来却是一位年轻的教授，而他在课堂上言谈的真挚诚恳更是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可冯先生是很少闲谈的，虽然总是笑容可掬，却没有和学生闲聊的习惯。

冯至

地方小，“跑警报”的日常活动使得师生在课外相遇的机会增多。在知识传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课内和课外两个大学。我就曾在某晚去冯至先生在钱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谈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冯至先生、姚可昆先生（冯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和我坐在一张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盏油灯下不停地织毛衣，时不时请冯先生套头试穿，冯先生略显犹豫，但总是很认真地“遵命”了。当时师生关系带有不少亲情的色彩，我还曾携冯姚平（冯至先生的长女）去树林散步，拾落在林里的鸟羽。但由于那时我的智力还有些混沌未开，只隐隐觉得冯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气质，却并不能提出什么想法和他切磋。但是这种不平凡的超越气质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几乎是我的《诗集：1942—1947》的基调。

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当时我们精神营养主要来自几个渠道，文学上以冯先生所译的里尔克信札和教授的歌德的诗《浮士德》等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阅读了20世纪初的英国意识流小说，哲学方面受益最多的是冯友兰、汤用彤、郑昕诸师。这些都使我追随冯至先生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而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

我大学三年级时，在一次德文课后，我将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诗作的纸本在教室外递上，请冯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课后先生嘱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后先生站在微风中，衣襟飘飘，一手扶着手杖，一手将我的诗稿小册递还给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蔼而真诚的声音说：“这里面有诗，可以写下去，但这却是一条充满坎坷的道路。”我听了以后，久久不能平静，直到先生走远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注定了我和诗歌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