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窗昏晓送流年

——追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童庆炳先生

图为童庆炳先生。资料图片

“时间：2015年6月18日9：00。

地点：北京，八宝山东礼堂——童庆炳追悼会

最后一课——生命的意义与升华。

同学们告诉我，大家都已经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会场布置好了，摆了很多花，选好了背景音乐，课件也打印了，ppT做得很完整。”

刚写下这几个字，吴学先的泪水已串串流下。她愧疚：身在异国他乡，不能回去感受童庆炳先生的最后一课。

一场骤雨，又是一如既往的澄明，如他离去的那日。

人若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能有创造性地做，那就是人生的大享受，是大福气。

“他太忙了，太累了。”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马兴国教授告诉记者。

先他而去的妻子曾恬曾在文章中这样描写自己的老伴儿：“他一直是个“努力型”的人……他在10年前就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画了蓝图：写哪几本学术书，写哪几本小说，上午工作几个小时，下午工作几个小时，写的书名叫什么……也说退休后要加强锻炼，一周多爬一次香山，等等。我现在早已不指望他和我一起度过闲逸的晚年生活了。反正退休和不退休，对于他，生活方式一个样。他说，人如果有工作做，又有能力做，是福气；人若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能有创造性地做，那就是人生的大享受，是大福气”。

“几年来，历经胃切除手术及心肌梗死等多种病痛折磨，年届八十的您，实在不该带病远足啊！但您永不服输，是那么要强，因而坚持要去怀柔雁栖湖，还奋勇如青年般登上久违的金山岭长城。”他的学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至今还难以承认和承受先生已永远离开的现实。

坚持，自是童庆炳先生的一种性格。

20世纪80年代后期，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创始人黄药眠先生去世，文艺学学科遭受重创。危难之中，童先生辞去研究生院副院长一职，回到文艺学教研室担任学科带头人，与程正民老师一起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使文艺学学科走出低谷，并跻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学科。

与他一起奋斗的学生们都记得被称为“四大战役”的学术创新活动：1986年到1992年完成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上下卷，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中西比较诗学著作；1990年到1994年国家社科“85规划”重点项目“文艺心理学研究”，在1990年到1994年的几年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心理美学丛书”；1993年到1994年撰写出版具有开拓性的“文体学丛书”和“文艺新视角丛书”；1990年到1997年编写出观念更新的《文学理论教程》等教材，至今仍被国内高校广泛采用。

“团队学术成就的取得，靠的正是坚硬如钢的顽强意志、毅力。北师大文艺学学科点正是先后凭借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两代统帅的统领，建设起了全国学界独树一帜的文艺学学派”王一川说。

如今，《文学理论教程》已被500多所高校选作基础课教材，《文学理论要略》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使用。这两套教材被誉为文艺理论学科真正的“换代”教材。

童先生在学术上通达开明，善于包容不同的见解，是学界素来称道的。他常常告诉学生，对外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没有什么可怕的，千万不要视若洪水猛兽，关键是开放而有自己的主见，容纳新知而又有消化之功。

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组首席专家，他曾诚恳指出，现在的文学理论界有种风气，认为西方的理论一定比中国的高明，因此不加辨别地搬用、套用西方理论，直接造成很多文章内容空洞，下定义者和推论者多，分析现实、讲道理者少，这不可取。西方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与我们有很大差异，我们可以有所借鉴，但绝不能照搬照抄。

你只是一个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你会不会有一天代表中国呢？或者在人家眼中把你看成中国呢？

对北师大文学院周云磊老师来说，5月20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最后一次听童老师讲课。

“先生回忆20世纪60年代在越南教书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来，自己受到上至校长，下到普通同学的热情拥戴，请他代表中国讲话，讲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每讲一句话都会有长时间的掌声。他说：那一刻，我就是中国。”

“你只是一个也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公民，你会不会有一天代表中国呢？或者在人家眼中把你看成中国呢？我，一个28岁的中国普通公民，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年轻中国大学教师，一个毛毛糙糙的中国小伙子，代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中国。那一天，我的名字就叫中国……”这是童先生的文章《那天，我就是中国》里的一段。

“今天，我就是中国”，这句话成了他的学生的座右铭。罗钢、王一川、孙津、丁宁、陶东风、黄卓越、周小仪、李青春……他辛勤培养的一大批人才已成为学界的重要力量。

“他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学者，也是非常忠厚、宽厚的长者。”莫言坦言。

莫言曾经表示：“我记得童老师在讲授‘形式情感与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经举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文学的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我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

评论家不但要对艺术负有责任，而且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评论家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学理念。

作为作家型的文艺理论家，童庆炳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生活之帆》《淡紫色的霞光》。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得益于童先生作家与理论家兼备的特殊身份，也是他将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一次富有成效的实践。

“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的学员中，有莫言、刘震云、余华、毕淑敏、迟子建、刘毅然、刘恪、白冰、何首巫等；其中，莫言、刘震云等人在当时就已成名，其中的大多数则在学习期间起步，在毕业后才逐渐成了‘大腕’。面对学员中的这么多‘能人’，童庆炳之所以敢讲‘创作美学’，就是因为自己有创作的体验，所讲的不是枯燥的理论，而是贯穿了自己的创作体验。童庆炳从1988年开始认真准备讲稿，无论是对所讲的题目，还是对具体内容的阐述，他都深入地思考，颇下了一番功夫。‘创作美学’的讲稿写了满满五个硬皮笔记本。”《文学评论》编审吴子林表示。

在童先生看来，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但是它们合作共同产生了意义，都是发自同一个普遍的时代精神，都是对时代的认识。不同在于，理论研究（评论）是一种哲学的、社会学的认识，而文学创作是一种直感的认识，理论家创造的世界与作家、艺术家所创造的世界同样重要。越是名作家、名艺术家的创作就越要对其进行严格的批评，因为作品影响很大，读者对他们期待很高，所以评论家不但要对艺术负有责任，而且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评论家必须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念、社会理想和文学理念。

多年之后，人们还不时回忆：他学识渊博而深入浅出，讲述流畅而不急切，精细而不烦琐，理性而不艰涩，论点阐释必结合实例分析，追根溯源之后又有抽象的提升。那虽然是理论课他却有许多亲切的比喻，他的声音发散于四壁回旋于静空，在学生们的心里形成共振。

“童庆炳与他的作家学生的关系打破了人们心目中关于理论家与作家关系的模式化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研究与讲述文学理论？特别是如何研究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童庆炳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吴子林表示。

“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这是启功先生赠给童庆炳先生的墨宝。窗外绿树成荫，窗内书香迎面。想必，童先生是欢喜的。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依然会延续这样的日子。（本报北京6月18日电本报记者 靳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