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硕士班”毕业照

何家弘是位作家，曾有海外研究者将他与《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还拥有另一个身份，法学家。

3年多前，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正在改写自己的第四部小说，他试图在文学世界里建造一个“乌托邦”——一座从腐败走向清廉的虚拟城市。也就在那时，他开创了人大首届“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试图也在课堂上建立一个小小的“乌托邦”。

这个班后来被坊间热炒为“反贪硕士班”。在开学典礼上，何家弘在所有人面前与这个班的学生约法三章：第一，在校期间，学生一律不得给老师送礼，逢年过节发个短信就行；第二，学生可以和老师们一起吃饭，但学生不能请客；第三，这个班的学生要在校园里做表率。

这些规条一直被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今年6月，流行谢师宴的毕业季，已经找到工作的学生们想请老师坐坐，聊表心意。学生李屾记得，因为担心平时邀请老师会显得唐突，他们特意选择了一个周末。

而这也是何家弘第三次拒绝自己的学生：“你们还没离校，咱们定的规矩要守到最后一刻。”

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在为期3年的学习时间里，24名经过选拔的法律硕士专业学生可以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像法医一样”练习提取固定指纹；可以在一个带有全程录像和单向玻璃的询问室里学会使用测谎仪；还可以随时拨通自己课外导师的电话——8名来自最高检、北京市检察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的高级官员将成为学生的课外导师，而导师组组长则是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

“很多人把我们这个班当做一个符号来解读。”何家弘告诉记者，从成立开始，外界给这个班“赋予了很多意义”。它不仅被冠以“反贪硕士班”的响亮称号，甚至还被视为“国家反腐的信号”。被追访最多的时候，他曾经被迫关机，结果又开始有人传他“人间蒸发”。迫不得已，他只好写了篇叫做《关于“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的自白》的文章发到网上。

一位接受采访的“反贪硕士班”毕业生记得，何家弘曾经和他们开过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我们这个班就是沾了贪污腐败的光，如果不是老百姓那么关注反腐败问题，这个教学改革也就是个校园新闻。”

“它本质上只是一个新的专业方向，我们从来就没指望靠这个班去完成中国反腐。”何家弘告诉记者，其实就连被外界解读最多的“与最高检合作办学”，也不过是一场巧合。

2006年，中国有3名法学家进入最高检挂职，何家弘被任命为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正是在挂职期间，他认识了时任渎职侵权厅厅长、现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陈连福。2010年，正是陈连福陪他一起找到了最高检政治部的领导，合作办学方案才最终敲定。“与最高检合作办学本意就是教学改革，说老实话，这样也有利于学生的分配。”何家弘说。

事实上，在发起这个教学改革项目之前，何家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建言者的姿态出现在公共舆论里。他曾高频度地“对中国的反腐败问题发表意见”，并试图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2009年，在我国“东南”的浙江省慈溪市开始实行“廉情公示”制度，而在我国“西北”的新疆阿勒泰地区也完成了1054名县级干部的“财产公示”，这一度被这位文字优雅的法学家称为“东南西北通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曙光”。

“后来发现说来说去只是说说而已，有一点灰心，从我个人来讲，觉得算了，别老到处乱说了，还是回学校老老实实教书吧。”何家弘回忆起自己创办“反贪硕士班”时的心境，他觉得，既然大环境管不了，起码“要让这个班里的正气压倒邪气”。

何家弘记得，面试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班”，一个学生讲，“家里打过官司，觉得在公检法系统没有熟人很吃亏，所以很希望能进到这个专业来，以后到检察院去”。

这个回答让何家弘感到有点难过，后来，他给了这名考生比较低的分数。

事实上，从“反贪硕士班”建立之初，何家弘便寄望在其中形成某种制度建设。

班长李传文记得，在当年的开学典礼上，除了何家弘与学生们“约法三章”，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也特意强调，“反贪硕士班”的学生绝对不允许利用校外导师的关系替别人说情，否则将会被开除出院。而那场开班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则是由该班新生抽签选择自己的导师，在何家弘看来，只有这样“才是最公平的”。

为了让“反贪硕士班”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何家弘还建议学生们自己设计班徽并在公共场合佩戴。李传文记得，当时的候选方案有很多，有人主张用天平代表“反贪硕士班”，也有人提议应该用“显微镜”，而最终出炉的班徽则是一枚镶有金边的红色盾牌，上面有一个“侦”字，下面刻着“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2010”的字样。

很快，“反贪硕士班”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班歌：“长风吹起战斗的号角，反贪旗帜迎风招展，热血青年意气风发，豪迈出发在起跑线……”

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从进入“反贪硕士班”开始，本科毕业于人大新闻学院的吕凡就有种成了新闻人物的感觉。

不少人都曾在微博上@她和她的同学：“这个就是你的那个班吗？”还常有人神神秘秘地问他们：“你们班到底开什么课啊？”就连找工作资格复审的时候，都有几个同学曾被面试官问道：“哎，你就是那个‘反贪硕士’班的啊？”

事实上，相比于“中国如何反腐败”这样的国家大事，他们在学习中更多要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掌握更专业的反贪技术上。他们既要练习拿着刷子提取固定指纹；也要学会通过微表情识破对方伪装。时不时地，他们还要与隔壁班的同学来场真刀真枪的电子取证对抗：对手要将账号或者关键证据藏在电子设备里，“反贪硕士班”则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被隐藏或被格式化的数据。

“目前来看还是赢的多，我们毕竟是系统学习过的，贪官的电脑水平总是要差一些。”该班班主任、副教授刘品新说。

他还透露，像电子取证这样的专业化技术在去基层交流时往往很受欢迎，“他们还去给一线检察官上过课”。

“从这里面你能看出大势来，都意识到要从重口供向重科学转型，刑诉法修改已经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这就指明了方向。”刘品新将课堂内的改革与中国法治进程勾连起来解释，“法律已经提出了转型要求，实务就要更加努力，当侦查能力提高到足够科学和专业，未来不排除规定沉默权。”

在采访中，班徽的设计者李鹏鹏告诉记者，在三年的学习中，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记得特别清楚：“如果以后做了检察官，靠刑讯逼供取得口供的算不了本事。”

事实上，除了课程本身的特点，社会对于“反贪硕士班”的好奇与关注，相当大程度上也与反贪硕士的官员导师有关。

一篇由“反贪硕士班”学生撰写的校园新闻里曾提及几堂课的主题，其中包括最高检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讲授的“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最高检反贪总局副局长孙忠诚讲授的“反贪办案工作的风险评估与危机处理”。

但除此之外，官员对学生们讲了什么往往被视为涉密范畴，这门叫做“职务犯罪侦查实务”的研讨课从来不对外班同学开放，就连他们班主任刘品新都从未旁听过这门课，“比较敏感，不太好意思听。但侧面跟学生聊过两句，他们反映很不错，领导给学生讲课最轻松，有什么说什么，什么都可以问。”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

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反贪硕士”乘坐地铁，旁边站着的两个男生看到手机报里一条关于“反贪硕士班”的新闻，“一通狂批”。结果这位同学忍不住告诉对方：“我就是这个班的学生。”对方愣了一下，用讽刺的语气回她说，“未来中国就看你们了”。

“因为学的东西特殊，就成了所谓的反贪硕士，他们骂我们，又不了解我们。”这个已经毕业的年轻人觉得有时“挺心寒”的。

除了外界的好奇，“反贪硕士们”更多要面对的就是舆论压力。在一条以“反贪硕士毕业”为主题的网络新闻下，充斥着大量负面评论。“大学毕业去反腐，反谁的腐，老虎还是苍蝇？”“自己能反自己吗？经过这种培训，可能他们贪的水平更高了。”

“从我个人来讲，我当然也认为更应该治本，我只能说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在何家弘看来，他比很多人都更加了解制度反腐的紧迫性。他告诉记者，在挂职副厅长的那两年，他下到基层调研最大的感受就是“腐败的存量包袱太多”，“有的地区和行业，一查就发现拉出来的越来越多，查到哪为止？”

事实上，就在“反贪硕士班”的课堂上，“靠技术反腐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早就被摆上了台面。“有要求，就要按照要求来，这些问题客观存在，也都会提到，但是我们不会说得太具体，因为这个问题不好说，所以我们一般不讨论，不解决。”一个任课老师坦率地说：“中国的反贪不是能靠一个人来做的，否则没查出什么来，自己就牺牲了。”

面对同样的问题，一个在“反贪硕士班”里被公认为最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男生这样回答记者：“我师父还没教到这一节，我心里也想过，但也只是想想，瞎琢磨，当前还是要干好本职工作，其他的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想办就能办的。”

而在所有的评论中，最尖锐的批评是：在未来，这个班的学生里会不会出现贪官？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何家弘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语气温和地补充，“我只能管到学校里的时间，社会的大环境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我的希望是，10年以后他们再来看我，能成为反贪骨干就很好了。我想，如果真的有让我失望的事情发生的话，大概也是我未必能看到的——10年以内他们还不会到非常高的位置上，要出现一个大贪官起码要等20年以后。”

今年年初，何家弘改写的第四部小说已经出版——那座腐败的虚拟城市终于变成了最清廉的城市。

“或许只有通过文学，才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梦吧。”他告诉记者，自己准备把这本叫做《无罪贪官》的小说当做礼物，送给那些即将各奔东西的“反贪硕士”。(原标题：“反贪硕士班”的理想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