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著名国学大师，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他幼承家学，自学成材。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学术范围广博，凡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均有专著，已出版著作100多种(其中专著逾60种)，发表论文1000多篇，诗文集十余种，书画集45种。艺术方面于绘画、书法造诣尤深。

饶宗颐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荣获国家文化部“中华艺文终身成就奖”、国家文物局等部门“敦煌文物保护特别贡献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荆勋章、香港艺术发展局终身成就奖等。

因在研究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饶宗颐获得由凤凰卫视联合海内外十余家知名华文媒体和机构评选的“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家学渊源 做学问不肯罢休

饶宗颐字固庵，号选堂，从小便有神童之称的他，没有真正的进学堂读书。出身富裕之家，父亲虽然经营钱庄，但一直执着于学问的追求，这也影响了饶宗颐后来走上学问之道。饶宗颐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庞大财产与大批书籍之间，选择了书籍，“做学问是文化的大事，从古人的智慧里学到一点东西。”饶宗颐坚定自己的选择。

父亲壮年离世，饶宗颐继承其志，不足20岁已完成父亲的遗志，续编《潮州艺文志》，这成为他踏入学术界的第一步。后来，饶宗颐谈道：“我选择了学问之道是正确的。千金易散尽，但学问是不会背叛自己的，而是与时并进的。”

饶宗颐学术研究的范围之广，成果之多，在同时代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较。根据饶宗颐对自己学问的归纳，他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书画。

以时间来讲，饶宗颐治学所涉及的时代，从上古史前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他的重要研究成果，史前有关于陶文，先秦有关于易卜、占卜、历算、音乐、楚文化等研究，秦汉有关于五行、职官、道教学、中外交通等研究。魏晋六朝有关于文选学、批评史、梵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等研究；隋唐有关于武则天、火袄教、变文、吐鲁番文书、敦煌法书、敦煌曲子词、韩愈文等研究；宋元辽金有关于词学、音乐史、《梦溪笔谈》、《说郛》、正统论、港九宋季史料等研究；明清有关于词学、碑刻、中外交通史、绘画史与书法史等方面的研究。

以地域来讲，除我国本土外，还涉及印度文字、西亚史诗、东南亚史；以语言工具来讲，饶宗颐懂梵文、法文、德文、英文、希伯莱文等。

饶宗颐是编录新马华人碑刻、开海外金石学先河的第一人，他是在国际上讲巴黎所藏甲骨、日本抄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他是利用日本石刻证明中日书法交流并非始自唐朝的第一人；他是讲有关越南历史《日南传》的第一人；他是辨明新加坡古地名及翻译译名，并撰写新加坡前代史《新加坡古事纪》的第一人；他是利用中国古代文献补缅甸史的第一人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上开阔的国际视野。饶宗颐既注重中国历史文化和典籍在海外流传的各种形态的研究，又对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源头不懈求索。在1956年《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中，将伦敦所藏这部早期天师道思想秘籍公诸于世，并作出笺注，从而引发了当年欧洲学界对中国古代道教研究的热潮。

饶宗颐是第一个把古印度河谷的图形文字与汉语系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他发现这种不明语系的图形文字竟然与中国古代的陶文、甲骨文有着许多类似的迹象，为揭示该古老文化演进秘密和中印文化交流历史开辟了新途径。他又比较屈原《天问》与印度、伊斯兰古文献，发现“发问”文学在不同文化中都有存在，进而提出文字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的新课题，主张把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整个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上来。因为他了解本民族文化、也了解他民族文化，因而他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

“我每天都生活在问题之中，做学问的人不肯罢休，就是能不断发现问题。老东西再看有新问题，新东西也有问题。有了问题我就要研究，就要把学问做下去。而且我不相信权威，治学是没有权威的，那些所谓权威的东西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思想，饶宗颐的学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他长于开风气、出奇兵，在许多陌生的领域开荒播种，在不断的治学中，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独步中华 学术与艺术兼修

提起饶宗颐，必须要提到他的艺术，因为在近代学者中，极罕见像他这样以学者兼而为艺术家的突出人物。“我对已经在艺术上取得的成绩并不满足，因为我还有潜力可挖，希望接下来能腾出更多时间发挥我的艺术潜能。”

饶宗颐的书画艺术秉承了中国明清以来文人书画的优秀传统，充满“士夫气”，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学者型”书画艺术家，他的山水画写生和人物白描，独具一格。他的国画题材广涉山水、人物、花鸟，有传统流派的摹仿，有世界各国的风光写生，更有自成风格的创作。书法方面，植根于古文字，而行草书则融入明末各家豪纵韵趣，隶书兼采壳口、汀洲、冬心、完白之长，自成一格，真草隶篆皆得心应手，从大幅中堂、屏条、对联到方寸空间小品，风格多样，而沁人心扉的书卷洋溢于每件作品之中，是名副其实的文人书画。饶宗颐的书画早年常被他的学术光华所掩盖，但如今已为世人所共知，他的作品更成为书画收藏家所追逐的对象。饶宗颐先后举办过多次书画展，出版了多册书画集，每次无不引起轰动，引来赞誉一片。93岁那年，饶宗颐还远赴澳大利亚举办书画个展，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厥功至伟。有学者评价他，中国文人画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才气与学养、阅历与功力，缺一不可，饶宗颐已达到了这一境界。

90多岁的高龄，对于饶宗颐来说，从来都不是绊脚石，他对书画艺术探索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2006年，91岁的饶宗颐在《敦煌研究》第100期发表《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独到地提出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他以比较的视野，从古代中国、印度地理知识的交汇融合出发，通过探讨古代的“地中”观念，确定了“西北宗”论的艺术地理区域，即陇坻(今陕甘宁交界地区)以西的大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大西北自古即为华夏和西戎交汇、交锋的广阔地域，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大熔炉。饶宗颐从汉唐以来的文化脉络，梳理了传统诗歌和书画领域中大西北风景的绰约风姿，犀利地指出：明清以来书画理论中的视野局限，即董其昌所创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并不能涵盖包括大西北在内的中国山水的风景世界。饶宗颐通过旷远、窎远、荒远 “新三远”的艺术气魄，指出：传统“三远”的平远、高远、深远已不足以描摹西北峰峦、丘壑的壮美。他还在继承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皴法，“叠经试写，以为可用乱柴、杂斧劈及长披麻皴，定其轮廓山势，然后施以泼墨运色，以定阴阳。用笔宜焦干重拙，‘皴当纯以气行’”。饶宗颐不仅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更是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的艺术实践，创作了以《西岳》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传世佳作。

饶宗颐独树一帜的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领域，弥补了明清以来传统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局限与不足，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现代转向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除了书画，饶宗颐在音乐上也有着一定的造诣。音乐文学以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是饶宗颐的重要学问领域，建树甚多。然而，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史方面的学者，还是一个资深的古琴家。也许是早年研究词曲音乐的关系，饶宗颐对于古琴艺术渐渐入迷，50年代从岭南古琴名家容心言先生那里学习指法，终有所成就。并对琴谱、琴史产生研究兴趣，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宋季金元琴史考述》，此文可谓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古琴艺术发展的断代史，发表后为海内外学者和古琴家所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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