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一方面取决于她能否及时了解和吸收世界上最新的先进科学与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取决于她能否及时把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通过最新科学技术与人文科学成果传播出去。前者可谓“文化输入”，后者则谓“文化输出”。让这出入通畅的一座关键桥梁，就是翻译。

翻译引进的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近3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居功至伟。毫无疑问，在今后中国进一步强大、发展的过程中，翻译上的“文化输入”将会起到更多更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越是强大的国家民族，越是注重对世界的奉献与影响，越是乐于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国最新的学术成果传播出去，不仅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对世界的影响力，还能增进外界对我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消除西方主流话语中存在的误会甚至敌视的声音。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对翻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翻译的一种深刻体现。然而，三个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国翻译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我国尚无以翻译的“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为使命的国家级机构。虽然国家高度重视翻译，也成立有诸如中央编译局这样的机构，但其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领导人的著作。

第二，目前我国的翻译态势主要以市场为导向。从“输入”来说，致使在引进上主要以国外流行的热点为翻译依据，有时候忽略了在科学技术、人文社科领域中成果的经典性与当代价值。从“输出”来说，在中国文化传播上虽然进行了一些努力，但十分零散，后继乏力。比如这些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支持力度也很大，可是从规模、整体思路以及推荐内容的选择上，都还未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受到研究课题的形式局限，在未来也较难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全社会对翻译事业的宣传不多，理解不够，重视不足。由于“重原创、轻翻译”，致使翻译地位较低，翻译稿费与翻译付出的劳动相去甚远，导致翻译家难以获得独立的生存能力，因此，除了以翻译流行作品为主的翻译家外，像已故的傅雷那样高水平的专职翻译家已近乎绝迹。由此造成的翻译上的空缺，是由很多水平不高的翻译人员来填补的，导致粗制滥造的翻译屡见不鲜。中国制造的产品输出全球，文化与价值观的输出却不尽人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和翻译事业的日益凋敝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国外对翻译及其研究、文化及其传播却极为重视。

法国一向以重视翻译而著称。2009年，法国驻中国大使馆专门设立了以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为名的傅雷翻译出版奖，震惊了国内翻译、出版界。

德国的歌德学院继翻译资助项目之后，也在2013年启动了翻译工作坊，分别以哲学、文学、历史、艺术、音乐等学科类著作的德译中工作为研讨主题，为热爱翻译的年轻学子提供学习和沟通的平台。

爱尔兰、瑞士等国家还有专供译者入住的翻译基地，让译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受其他事务的打扰。美国笔会组织pEN每年资助多位译者从事文学翻译，10年来已经资助了70多位译者。

为此，我建议尽快组建翻译的“国家队”，成立集翻译与研究功能为一体的“国家翻译院”，并且完善相关制度，将翻译工作纳入学术评价的体系，从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到翻译事业中。成立以后的国家翻译院，可统筹完成以下三大使命，一是将国外最新、最好的科技成果、人文社科方面的成果及时地引进来；二是把我国最新、最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文化产品及时翻译介绍出去；三是兼具翻译研究和培养翻译人才的功能。

此外，国家翻译院还应统领全国翻译事业，收集、整理、提供真实、权威的翻译人才信息，提供第三方查询认证，为国家重大对外项目、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贸易等提供高质量的翻译人才支持；为国家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翻译人才队伍动态、供需等基础信息；适时开展面向社会的商业化人才供需对接和人才政策咨询服务。

在人才储备上，短期而言，可全球招聘，吸引世界上相关顶尖翻译人才，保证翻译作品的质量与水平。团结海外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为他们提供学术支持和服务，也拓展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渠道和范围。长期而言，整合国内的翻译人才队伍，利用现有高校的学术资源为相关工作提供先期的充分准备，及时有效地促进此项工作尽早启动，并可规划兴建专业的独立院校。

为了让翻译的“国家队”充分发挥作用，有体面的生活和尊严，应该大力提高翻译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中国的学术评价机制，在考量学术成果时通常只认可原创作品，“翻译不算成果”成了学术评价惯例。其实，优秀的翻译，是一种再创作。翻译工作也是一项原创性很强的活动，好的译作融入了译者在该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其专业素养。因此，重要名著及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应当作为学术成果，尤其在人文领域这种必要性更加凸显。

一个好的翻译家，其意义绝不亚于一个作家，应该给予翻译家同样的荣誉、同样的尊重。

（作者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