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 本报记者 高海涛 摄

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似乎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高：中小学生如何减负、大学自主招生、高考英语分值降低、出国留学热依然不减……举凡涉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每每成为舆论热点。不改大家有意见，改一些、想做一些探索，大家还是有意见。

那么，究竟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教育？中外高等教育的真实差距如何？什么是人民期盼的“更好的教育”？带着一系列问题，文汇报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吴启迪认为：

■中国教育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人民群众“有学上”的矛盾已经初步解决，但“上好学”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会越来越突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需求和我们教育的提供能力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对此，教育界和整个社会都应该有心理准备。

■教育是百年大计，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改革是必须的，但哪怕是微小的改革，也要考虑到可能对教育和民族国家未来的影响，防止被某些浮躁情绪牵着鼻子走。

■对我国大学与国外优秀大学存在的差距，应当予以客观理性的看待。回顾中国的大学教育，100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教育历史有很多好的经验值得总结继承。

■目前职业教育很多人不愿去读。没有将职业教育做到足够吸引人有我们教育的问题，但政府也应该并且可以在政策引导上有所作为。

吴启迪是“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获得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任同济大学校长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经民主推举产生的大学校长，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的巨大变化。近年来，她仍一直在为中国教育改革鼓与呼。

对批评教育的声音，需要进行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分析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教育批评的声音较多。要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教育无疑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您对我们目前教育的整体情况是怎样看的？

吴启迪：我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可能是比较乐观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建设得比较齐全了。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阶段，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展并实现的。“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成功推进，带动了全国高校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在育人模式、人才培养结构等方面更体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特色；终身教育的理念正在形成，办学规模和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年来我们大中小学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目前有2.6亿名在校学生和1500万名教师，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已达到4%。尤其结合上海的情况来看，更是如此。上海基础教育的水准是比较高的，上海学生pISA测试已第二次名列“全球第一”。

那为什么人们对教育还会有那么多意见呢？这就需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教育规模虽然“大”了，但还不够“强”，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均衡化科学化，质量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有学上”的矛盾已经初步解决，但“上好学”的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会越来越突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需求和我们教育的提供能力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对此，教育界和整个社会都应该有心理准备。这是当前我国教育的基本国情，也是谋划今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

记者：我们也感到，社会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度，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情况，高考及高教改革、中小学教改等话题，每每成为舆论热点。不改大家有意见，改一些、想做一些探索，大家还是有意见。您觉得问题在哪里？

吴启迪：教育问题大家都很关注，议论多，而且容易被炒作。原因是复杂的。比如对独生子女，家庭期望值很高，觉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对基础教育有影响。就高等教育而言，人人都想上最好的大学，但最好的学校就那么几所，进不了好学校大家就不满意。其实，有些学生不一定高中毕业就进大学，有些可以先上高等职业学校。现在读大学，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不一定高中毕业马上去读。但一般人不是这样想的，愿望和实际有差别，就会不满意。而且为了进好的大学，就有了教育的应试化倾向问题、高考的问题，为了进好的高中，或许就要进好的初中，甚至是好的幼儿园。这样一来，教育就扭曲得非常畸形。

就教育存在的问题而言，基础教育问题可能比大学还要严重，小学生负担太重主要是在基础教育部分。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最近大家都在议论小学生要不要有家庭作业的问题。我想，你不布置作业，家长也会给孩子布置作业。适量的作业是需要的。再比如，有的人说要打倒数学，这是非常极端的讲法。当然，改革是有必要的，像考试可以多考几次，规定成绩在几年中有效，大家就不需要都集中挤在一个时间点上去拼死拼活地考，就可以从容地处理。另外，我觉得在中学阶段就要打好英语基础，像现在大学里用很多外文课时是很可惜的。至于是不是要从幼儿园就开始读，我看没啥必要。又比如高校自主招生，应当鼓励开阔思路的各种探索，但在试点过程中也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

教育是百年大计，一定不能急功近利。改革是必须的，但哪怕是微小的改革，也要考虑到可能对教育和民族国家未来的影响，防止被某些浮躁情绪牵着鼻子走。

记者：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教育的很多问题，不完全是教育本身的事情。如异地高考、公校资源紧张涉及户籍管理等公共政策。因此，有观点认为，解决教育问题需要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来统筹施策。对此，您持什么样的看法？

吴启迪：教育本身需要改革，但这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在教改上花的力气非常大，但没有解决老百姓不满意的问题。最主要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有具体的国情，有独特的问题，不能只局限在就教育谈教育。我们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加深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强化推进教育改革的力度。

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改革。我们要敢于冲破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和改革。教育是“百年树人”之大计，因此教育改革既要充满热情又要十分理性，要“谋定而后动”，一定不能急功近利，不要“翻烧饼”，不要“瞎折腾”，不应被社会上的某些浮躁情绪牵着鼻子走。哪怕是微小的改革，也要考虑到可能对教育和民族国家未来的影响。总之，要通过改革探索，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