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烛）我从外省移居首都，是1989年。其时童话诗人顾城已携妻子谢烨去了新西兰，但他后来的小说《英儿》里的英儿，尚留在北京。当时我只知道她叫麦琪，是《诗刊》的普通编辑。我常去《诗刊》找校友王家新，发现和他同一间办公室有个穿红毛衣的女编辑，模样很清秀。印象中长一张甜甜的苹果脸，笑起来有酒窝，看人时眼光淡淡的。不像职业编辑，倒像是清纯如爱写诗的女大学生什么的。读到《人民文学》上一组深奥凝重的《背靠黑夜》，想不到居然是麦琪写的。后来又知道麦琪是笔名，真名叫李英。啊，北京的年轻女诗人，很漂亮。

过两个月再去，她已消失了。那张堆满稿件的办公桌蒙着薄薄的灰尘。听说已调离《诗刊》，好像是出国了。在这个高速运转的城市，她纤柔如羽毛的影子很快被人们淡忘了。

几年过后，传来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并自杀的消息。出事的时间是1993年10月8日。据说：“新西兰北部一个只有两千人的小岛上，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其妻谢烨，则倒卧在岛上的一条小径，头部被丈夫用斧头砍伤致死。”

接着满大街的书摊都摆出了顾城的遗著《英儿》。市民们很激动。我读《英儿》时比别人慢半拍。我这才知道所谓的英儿就是麦琪，就是李英。我与故事的女主人公有过一面之缘呢。脑海里不时浮现出那个穿红毛衣的女孩清纯的形象，跟纸上的文字纠缠在一起。

她从我的视野失踪之后，就直飞新西兰，直飞这个终将被众人知晓的宿命般的故事，和隐居于激流岛的顾城夫妇会合了。

我一直觉得：顾城在两个时代的换轨处脱轨了。上世纪90年代初对于诗歌乃至各行各业都是特殊时期，能挺住才有未来的一切。

顾城的“杀妻事件”，相当于一次精神上的车祸，代表不了诗人的主流正如代表不了人类的主流。顾城没经得住诗歌低谷期的失重感。顾城若经得起低谷，才可能达到第二次高潮。诗人本该有第二春。

舒婷说过：“这块伤疤挖掘起来还是疼痛不已。结局永远无法挽回无法遗忘。只有谢烨有权宽恕。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

顾城太有才了。不是天才也是鬼才。顾城的《英儿》虽是“诗人小说”，却不逊色于莫言等专业作家的小说。

我曾说顾城若坚持写作，没准会在莫言之前获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翻译家尚德兰说，希尔赛出版社出版中国台湾与大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诗歌选集《流逝的天空》，里面有顾城的《生命幻想曲》、《一代人》、《结束》。顾城还将进入中国古今诗歌集——“加里玛七星”丛书，明年出版。希尔赛出版的诗集，顾城在海子之前（出生日与字母排列顺序偶然所致）。尚德兰感叹：“两位诗人，早逝，独一无二，两颗流星，其光芒在阅读他们的诗时令我们眩目。”

我来北京的那一年，诗人们都在谈论着海子。同年春天，这位北大毕业、执教于郊县某学校的赤子诗人刚刚在山海关铁道线上卧轨。

每当谈论顾城、海子时，我总希望中国也能有歌德那样的大诗人：直到80多岁还在创作《浮士德》，超越了早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诗言志，也励志：应鼓励诗人的生命更坚强，创作寿命更长久。诗歌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的，似血缘关系。它可以在我们忧郁时、不快时，起到镇痛的作用，慰藉我们的心灵。

我不赞成海子、顾城的做法，其实他们原本可以像歌德那样实现自我精神的超越。为他们惋惜，就是不希望这样。能把酸甜苦辣都视为人生财富，就坚强了。

顾城、海子若想通了，就不会破产。大俗与大雅互为滋补。艺术不是凌空蹈虚。乱世出诗人，闹市也出诗人。没有抗击打能力，理想甚至会变成灾难。对于经得起折腾的人，理想才是正能量。所以诗人需要加倍的坚强，才能在现实中保存住理想。保持理想不见得非要逃避现实，而是策略地面对现实。能改变现实的理想才是强大的理想。诗人永远在协调理想和现实的关系。来自人性的诗意才是真正的诗意。要让诗歌成为正能量，得有良好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