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楚】

作者：黄忠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991年春，无锡，第四次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

“小伙子，来自哪里？”长者问道。

“湖北。”青年回答。

“湖北哪里？”长者更近了。

“湖北荆州。”青年说出了一个众人皆知的地名。

“荆州哪里？”长者追问。

“荆州监利。”青年觉得长者有些动了情。

“啊，小伙子，我们是老乡。我是公安人，县挨县。你就直呼我‘亚舒’吧，以便平等交流。”

长者的兴奋触动了青年的乡情。就这样，一问一答，两人从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会上，长者还赠诗一首——

黎明倾听风争鸣，学得雄文艺更精。智商高下无须问，好学苦读事必成。

那位初出茅庐的青年正是笔者，而那位长者，今年已成“80后”，他就是中国科学院李亚舒教授。

为共和国外交而留学越南，为科技发展而译介东西，为科技兴国而创办刊物，为中国译学建设而创立新学。李亚舒的翻译人生虽然历经多次转折，却无不与时运、国运相关。从科学翻译到翻译科学，从为人生的翻译到为翻译的人生，他完成了一次次的华丽转身。

楚?材

李亚舒，道地的楚材，1936年生于荆州公安。抗战后，他入新式学堂，两年后因长江决堤而辍学。1947年考入县城公立中学，不到两月又因溃堤失学，后投考长沙林枫中学。

初中毕业时，亚舒顺利考入省立一中。这所湖南最早的公立中学，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回忆。课余时间，他钻图书馆，办板报，作品频见校刊。

学业之外，亚舒还收获了爱情。一中东南角清水塘边保留着毛泽东和杨开慧婚后住过的房子，正是在此，亚舒邂逅了后来的妻子刘惠兰，两人一见钟情。

高中三年，亚舒文科成绩突出，尤其是语文和英语。

从中学起，亚舒就有写英语日记的习惯，这得益于英语老师张普安的循循善诱：“解放后特别需要人才，学校提倡选俄文，而你可选学英文。现在选修英文的人不及选俄文的四分之一，本来人就很少，如果你不坚持学下去，以后国家需要会英语的人才怎么办？年轻人学外语不仅要有自己的兴趣，还要想到将来拿它干什么。”

填报志愿时，张老师又为亚舒指导：“要调整专业，你可以报语言文学或者外语。靠你现有的水平，自学英语没问题，你有自学的条件和能力。你喜欢欧洲文学，应该报考法语专业。”

“想当翻译”之志萌生于中学时代，而亚舒真正走上从译与国际交流之路，却是在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听从师训，他选了法语专业。北大西语系名师云集，系主任冯至的一场报告，更坚定了年轻人的信念。

刚上大一，亚舒就遇到了留法归国的齐香教授，她的先生罗大冈教授更是蜚声中外的法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当时，亚舒任课代表，频频出入师门，两位大家为人之尚善、为学之严谨更是持久地熏陶着这位青年俊彦。

笔?耕

亚舒真正的翻译“练手”则始于他的留学时期。

1956年，高教部拟派亚舒留学苏东，出国前集训于北京俄语学院；但是不到两个月，又改派至越南河内综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越语。凭借着刻苦努力，亚舒学有所成，大二时就为访越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做了接待翻译。

当时，这位“文青”有幸与越南著名作家陶武、诗人黄忠通等成为邻居，与之畅谈文学之际，也燃起了他的创作热情。留学期间，他先后发表了《鲜花》《戴红领巾的小姑娘》《爱情》等数十篇作品，先后刊于河内中文日报《新越华报》和国内的《诗刊》。

1959年，亚舒开始笔耕译坛，主译诗文集《越南的女儿》（上海译文出版社）、诗集《通往友帮之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中国致敬》（《世界文学》）等。毕业后，他留校师从邓泰梅教授读研半载，主修越南文学，兼修法语，回国后拟做中越文化关系史研究。

高中、大学、留学，亚舒一步步踏上了“译”与“作”的双轨。这种外语母语、国内国外、译作两栖的训练铸就了他非凡的起点，也决定了其人生之路终将以翻译为主业。

1959年底，这位本名“志强”的有志青年学成回国，一工作便更名为“亚舒”——走出三楚大地，极目亚洲舒；到中流击水，浪遏译舟。

起初，亚舒被分配至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从事东南亚、南亚及欧美相关文献的翻译与写作，后参与《亚非文献》创刊，负责汉、越、英、法多语的编译。

工作之余，亚舒仍痴迷小说，但创作之路被各种政治风潮挤兑，译作不多，却有档次，其中包括：《海鸥》（《世界文学》）、《阮荐仁义思想试探》（《哲学译丛》）、《像他那样生活》（《世界文学》）等。

各种“运动”，亚舒都“有缘”，也因此抱憾：“那时的笔译基本被迫停止。”他曾下派安徽搞“四清”，下放河南到“五七干校”劳动，其间，常被回调入京陪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接待外宾。

1972年，亚舒回京，正式调入中科院外事组（后改为“外事局”）从事外事接待翻译。

“文革”一结束，已近“知天命”的亚舒更是惜时如金，1983年，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补学英语。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政要做过翻译服务和接待工作。

人到中年的亚舒，外事工作异常繁忙，可译作著述从未间断。文学翻译仍是他不舍的追求，20世纪90年代，他先后翻译了《熄灯》（文津出版社），《亨利六世》（第三部）（新世纪出版社），《从原子到生活》（科学出版社），《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文津出版社）等。

大致算来，笔者与亚舒相识已有25载，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人格魅力，无论对长者，还是对晚辈，他都那么恭敬与谦虚，而且发自内心。

几年前，中国译协本地化委员会的崔启亮先生第一次见到亚舒，谈及自己从事的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本地化翻译。亚舒很感兴趣，让对方回去发来相关文章，以便学习。

亚舒不仅自己广交朋友，更让朋友广交。每次会议，他都乐意把初出茅庐的代表推荐给其他知名学者，为年轻学者找寻学术交流的渠道与平台。而一到晚上，这位贤者的房间总是最拥挤的，一拨又一拨的学者，少长咸集，思想碰撞，谈笑风生，不舍离去。

耄耋之年的亚舒更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要从越语重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名著《翠翘传》。”

前?瞻

在促进科技及其翻译的发展上，亚舒推动主办了三件大事：定期办会、成立译协、创办学刊。20世纪80年代，国家提倡科教兴国，科技翻译因此风生水起。1984年，他参与组织了全国科技翻译研讨会。1986年经他推动，又成立中科院科技翻译协会。

1988年，亚舒创办《中国科技翻译》，并任常务副主编10年之久。办刊之初，稿件缺乏。他“身先士卒”，除约稿外，还亲自撰稿。有时一期竟达六七篇，只好假以笔名，数量之多，业界少见。

《中国科技翻译》于1993年荣获第13届世界翻译大会“1990-1993年度FIT最佳国家级翻译期刊奖”。近三十年来，这本期刊一直坚持科技翻译特色，矢志服务于科技翻译，成为国内三大译学名刊之一。

亚舒肩上的担子总是沉甸甸的。他团结同仁，发掘学者，推介译界人物，从不文人相轻。十多年前，亚舒与笔者商议，计划约请获得“恰佩克翻译奖”的郭建中教授撰写《科普与科幻翻译：理论、技巧与实践》。

书成之后，亚舒特别高兴，作序《在科学与文学之间》，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科普科幻翻译的专著。它填补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空白。”

践行译事研究一直是亚舒所坚持的。他研究中国科技翻译本体问题，如科技翻译的性质、质量、特点等，常有独到的见解。

世纪之交，亚舒提出了促进亚洲科技翻译发展的设想。展望新世纪中国（科技）翻译时，他预言，观念会更新，思想会更丰富，阵地会更扩大，队伍会更优化，组织会更规范，条件会更改善，手段会更现代，交流会更活跃。

回眸21世纪头十几年译事译学的发展，已雄辩地证明了亚舒的高瞻远瞩。

为提升科技翻译的地位，让世人认识到“科学的翻译”和“翻译的科学”均大有作为，1990年前后，亚舒在《中国科技翻译》辟出“科学家谈翻译”专栏，先后采访了钱三强、严济慈、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等百位科学家，并将相关报道最终汇成《译海采珠——科学家谈翻译》一书。

与时俱进，前瞻学术，是亚舒思想敏锐的常态。2011年，青年学者贾宏伟研究语言安全问题时，发现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译员的安全问题，写成《译员安全机制——以澳大利亚译员相关政策为例》一文，偶遇亚舒时，随口谈及。

亚舒很感兴趣，赶紧拿来一读，不出半月就打电话给贾宏伟：“有关译员安全方面的文章不多，能从澳大利亚借鉴有关译员安全的政策经验，为我国译员管理政策提供必要参考，值得称道。”

长期置身于一流科学家之中，亚舒耳濡目染，眼光也极具战略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其翻译思想不断成熟。1991年，基于中国科技翻译史，他首倡“中国科技翻译学”，并于1993年在《中国科学报》撰文，论述了“中国科技翻译学”特定的对象、内涵及其理论体系、规范、方法和术语问题。

此后，亚舒虚心听取钱临照院士的建议，舍“中国”去国别，使“科技翻译学”之名更趋共性；而后，又向周光召院士请教，将“科技”升至“科学”，完善为“科学翻译学”，更趋宽广。1994年，他整理主编了《科技翻译论著集萃》；1996年，与黎难秋合编《中国科技翻译史料》，完成了科学翻译史的奠基工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舒迎来了翻译人生的丰收期。2000年，亚舒与黎难秋联袂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被严济慈院士誉为“我国科学翻译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著作”，而时任中国译协副会长的叶笃庄教授则称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科学翻译史空白”。

2004年，亚舒与笔者主编“十五”国家重点图书“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科学翻译研究卷”，先后推出五本著作，这是我国首个系统研究科学翻译的丛书，揭开了我国科学翻译研究的新篇章。其中，第一本专著《科学翻译学》由二人合著，也是国内外第一本为科学翻译立说的著作，标志着“科学翻译学”的创立。该书多次重印近两万册，并于2007年入选中国出版集团千卷本经典名著“中国文库”。

2013年，亚舒与笔者、方梦之等合著《应用翻译学》，将科学翻译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

2001年，亚舒退而不休，本着恩师齐香教授所倡“能工作就是能为社会多作贡献”的理念，又续任《中国科技翻译》主编十年。历经数十载的“译”与“编”，鉴于他对中国科技翻译及其研究所作的杰出贡献，1993年，亚舒获中国科学院“突出贡献奖”。

仁?者

亚舒虽是家族中最小的男孩，却未得宠，反而管教甚严，从小便自强、谦虚、感恩、勤奋，可谓之“仁”。仁者爱人，身边的人与其交往，常如沐春风。

李塔娜，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高级研究员，40年前与亚舒相识，也是越语出身的她一心想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却苦于不知从何入手。亚舒建议：“只懂一门小语种对自己的眼界大有限制，只懂一门大语种也有可能流于空泛，而有一门小语种再加上一门大语种，就会如虎添翼。”

于是，李塔娜收听许国璋英语，又脱产进修一年，最终考上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得到澳中理事会奖学金出国留学，人生轨迹因此而变。

“与青年交流，可以互补，是我生命价值的延续。”亚舒不止一次如是说。自1985年起，他受聘在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任硕、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任，兼职培养研究生。

2011年，亚舒荣退《中国科技翻译》主编岗位，再次退而不休，仍参与审稿把关，但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培养年轻人：“我撰文出书，多一篇少一部，意义不大，现在更重要的是培养后来人。”

面对创新，亚舒永远是鼓励者。199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国际翻译教学研讨会，笔者首次提出“变译”的理念，旋即引起与会代表关注，“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总主编罗进德先生更是约笔者撰写专著《翻译变体研究》。

可是，会议期间，也有一位知名教授批评说“变译”算不得翻译，至多是情报学研究的对象。而正当笔者犹豫之际，亚舒开腔了：“对年轻人的思想不要一棍子打死，他刚提出来，我们让人家发展，观察观察，再做结论也不迟。我们应该有鼓励学术的雅量。”

扶持年轻人，为中青年学者的成果作序是亚舒最乐意之事，他先后为人作序至少40篇。

2006年，浙江树人大学丛滋杭教授出版第一部专著，想请亚舒作序，但考虑到他工作繁忙，怕遭拒，忐忑之中去信索序。不曾想，老人家爽快应允，半月即复序五千字。

其实，作序不易，受邀作序则更难。凡作序，先要读，得读懂；读后得思，思得更广更深，方可出见解，才能悦人益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亚舒善于发现和培养译学人才，甘当人梯和伯乐，激励了一代代青年学者成才。

刚刚博士毕业的纪春萍这样评价亚舒先生：“他是我们心中的‘男神’。与我们合影留念时，他会竖起两只手指摆出‘胜利’的手势，这时我才发现，这位德高望重的李先生竟是一位萌师爷。先生十分关爱青年学人，总是以‘亚舒’自称，让我感觉他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身边一位可以信赖的挚友。”

“都80了，自行车骑得还像年轻人。”见过亚舒的人常感惊讶。殊不知——仁者寿！译者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