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是研究非遗的一门科学，但民俗学视野中的民俗涵盖不了全部非遗；反过来，非遗中的确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可以归为民俗，像有关年节岁时、人生仪礼的种种活动，既是非遗，也是当然的民俗活动，所以现在有不少民俗研究这也积极参与关于非遗的搜集、整理、研究与认定工作。但是，由于民俗学理论自身所限，许多文化现象因为属于非“人民群众”使用与传承的内容，而被排除在民俗学研究领域之外。最典型的，如长期被视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颠倒的世界观”的近代宗教信仰、依托都市兴旺起来的昆曲京剧等戏曲、为皇家宫廷及富商世胃喜爱并收藏的文玩字画，等等，它们都不是不能入“民俗学”法眼的。而且即使讨论到它们，也往往会出现误读的情况。有个民间笑话大略讲出这个意思：

几个村民聊皇宫里皇上一家过的日子。一个村民问：“不知皇上天天都吃些啥？”另一个村民说：“嗐，也没啥新鲜的，不过就是天天包饺子呗。”

这个笑话是充满想象力的，但的确是实际情况，并不含什么夸张。民间老百姓因为视野所限，常以自己的生活状态来揣测上层社会的生活内容，这就清晰表明：民俗学按列宁的“两种文化”理论对社会文化作了明确的区分，理论界曾有人认为“上层文化不是民俗学研究的内容”，“我们只应把眼光放到乡村的、底层群众的生活上面”，天然地把相当一部分文化现象划出了民俗学的研究视野。

其次，民俗学还有几个理论支撑点也使它无法完全覆盖非遗。一个观点是“没有百年不成俗”，谓一种文化现象，如果没有百年以上的使用传承历史，便无法视为民俗。另一个观点是民俗“基本上是农民在乡村传承并发展的文化事象”。这两个观点都依据民俗文化的集体性与区域性，但遇到民俗文化的变异性就会发生问题，因为民俗是不断流变的，例如我国的民间说唱二人转，近百年里一直在东北农村诞生发展，而这几年二人转则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市场营销手段南下，甚至登上国外舞台。二人转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今天我们看二人转它还算不算民俗？若按传统民俗学的观点，新二人转是难以被认定为民俗的。

再如一个多年困惑到人类的史前时代，被称为原始信仰，人类任何一个民族都存在原始信仰现象，其中也会有很多“痕迹”延续到现代。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原始信仰也进化为宗教，有的成为民族宗教，如犹太教、婆罗门教和中国的道教，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则成为超越民族界限的世界性宗教。民俗研究是避不开宗教的，许多民俗活动是有原始信仰和现代宗教的背景。但是宗教以及民间信仰，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按民俗学的理论支撑点，民间信仰也无法成为研究对象，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民俗信仰的研究无法展开。

第三，民俗学很强调民俗的社会功能研究，注重研究民俗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一点应该说是非常积极而且也非常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民俗学的研究过于强调功能，而产生了一些偏狭。这种偏狭表现在对民俗现象往往一刀而切成良俗、陋俗两部分。

这个划分倒也不错。良俗是符合道德观念、推进良好公共秩序建设的风俗；陋俗则为相反，当前较为统一认识的民俗如取妾、裹脚、父母包办婚姻等被划为陋习。民俗学致力倡导新风、破除陋俗，功不可没，但在研究方面则显得虚软乏力。一种民俗，即使是陋俗，也有它发生并存留的社会原因，这种原因可能是政治的——统治阶级的喜好和推进，如“楚王好细腰”之类，也可能是文化的，如婚姻“合八字”之类。而划分良俗陋俗的标准，更会牵涉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这恰恰是民俗学无法涉足的研究领域，同时民俗学自身也缺少对民俗予以倡导或禁止的影响力。究其原因，是民俗学将自己视为民众的代言人，却又常常远离社会管理体系的中心。这种影响力的不具备，是民俗学对上层文化采取敬而远之甚至相对立的态度所造成的。于是，这种功能研究就变化跛足的，一般都只停留在口头上或者纸面上，难以起到学术研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知道作用。

再有，民俗学难以造就如“意见领袖”的学术大家。民俗学初建期，因学术的横空出世且使人耳目一新，可以出现如钟敬文这样的大师。但当学术进步向前推进，学术的影响力持续递减；虽然也会有功力不凡的学者加入民俗学研究，但大多都是关注民俗学的采风、田野作业成果，然后拿去进行自己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这方面的例证不用枚举，事实的确摆在那里；但这样的做法给民俗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多少使自己陷入到一种资源整理员、资源提供源的学术困境之中。

把民俗（社会现象）和民俗学（学术研究）引进非遗工作，可以帮助理解非遗，但同时也带来上述许多问题，所以在上一讲结束后，我们又为读者引进了文化人类学的思路，这一讲我们围绕它来看看该怎样考察非遗，或者说，按照国务院2006年的通知所说，非遗里有什么科学呢?这就得从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说起啦。

文化人类学，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启蒙运动的学术产物。

14世纪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人打倒神”的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前的中世纪，被历史学者封为“特别黑暗的时代”。基督教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教会拥有绝对的权威，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上帝是绝对的主人，所有的文学、艺术以及每个人的思想，都得遵照基督教的经典——《圣经》的教义执行，违背了，不仅会受到“世界末日”的精神恐吓，宗教法庭还会对他实施残酷制裁，甚至死刑。在教会的管制下，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死气沉沉，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毫无进展。

文艺复兴运动使社会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诞生了人本主义的思潮。人们开始透过宗教外衣探索人的价值，分析人性。它们不满教会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控制，它们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更进而突破“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束缚，大胆发问：“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提出“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是无所不有”的口号，用文学艺术歌颂人的智慧和力量，赞美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反对宗教的专横统治和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个性解放和平等自由，提倡发扬人的个性，追求现世幸福和人间欢乐，提倡科学文化知识。所以，人文主义的理念，其重点是“人”，是“人”的本能的发挥，是“人”追求真、善、美的动力。

1895年，英国自然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使他永垂青史的《物种起源》。受他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影响，一些思想家把生物进化理论引入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领域，导致了社会进化论的产生。社会进化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A、孔德、H.斯宾塞、L.H.摩尔根、E.B.泰勒和L.T.霍布豪的过程，也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线性发展。社会如此，人类自身也是如此。当达尔文提出人类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时候，这些思想家们便很自然地从中导出：人类的文化也是以类人猿作为起点，而一步步发展进化到今天的模样的。

研究人类文化进化历史的人文科学，就是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起点即在此，有一个不规范的公式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实质，这个公式是:

人类==动物＋文化（1）

文化：fx﹛0--?

﹜( 2 )

公式（1）表明: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是有类人猿进化来的，人类的起点是动物，社会进化论则认为人类自然进化的起点开始，是一种文化的进化，所以，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文化的。今天我们也常说：人有动物的本能，但人又有比动物更高超的地位，就是人创造了文化；世世代代使用文化、发展文化；人类也正是通过文化拉大与动物的差距。如果一个人没有文化或做出有悖文化的举动，即使他穿着衣服，不也是给他一个名字而称他为“衣冠禽兽”吗？

公式（2）则表明，文化是在不断变动的，是一个函数。而变动的总趋势是，文化由“零”的起点开始，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到无穷，人类对文化的探索与发展的能力是无限的。

对文化的研究，就是文化人类学。

科学，当然首先要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人类创造和使用并传承的文化，是毫疑义的，但问题在于，什么是“文化”？

这个题目看似简单，可答案还真绞尽可文化研究者们的脑汁。

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文化”一词出现，但不是我们这儿讨论的内容。中国老祖宗说的文化，一种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实施的“文治”与“教化”的合称，如晋代束皙《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遗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另一种是“状谓”结构的短语，即“用文来化（之）”的含义，如汉代刘向《说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虽然与现代对“文化”的理解不同，但足以看出封建社会时代的统治者也都认识到了与武力相对的“文治”的重要性，这点和现代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倒是相一致的。

从十七世纪开始研究文化以来。学者们对文化的定义不下160种以上，虽然每一个定义都不能一统天下，但也正表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学者们对文化的兴趣。众多定义中，至今仍受各方面基本认同的定义仍然是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0.2-1917.1.2）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定义:

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

这个定义是列举性的，指出文化所表现的的各个方面，很实用；也指出了个人在社会环境中对能力、习惯的学习过程。但也如其他学者所批评的，这个定义只讲了包容性，而没有做结构的划分以及功能的差异。我们在这里不想过多纠缠于文化到底是什么，只是把研究问题的基本理论记住也就可以了。

对文化的进一步分析，人们通常使用这样的结构划分:

第一层次，物质文化层：指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的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满足人类衣食住行需要的各种产品。

第二层次，制度文化层：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

第三层次，行为文化层：指人类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并非个人的随心所欲。

第四层次，心理文化层：至人类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

有了对文化概念理解的这些基础准备，就可以进而讨论文化遗产、非遗等问题了。

但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我们还得做一些另外的准备。

这个准备不难，很顺畅，我们只要把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历史简单梳理一下就成了，而且非常好用，本书读者今后可以受益极多，因为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读者在工作中，总要面对许多问题。要么开始研究了，就必须要掌握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呢？就是调查法、问卷法、访问法、座谈法、比较法、统计法啊等等。这两种方法当然都很重要，但我觉得不够。因为，前一种方法是属于世界观这个层面的，我们常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立场、观点、方法”，与立场、观点相同地位，又在讲“唯物”、“辩证”，岂不是世界观吗？后一种方法又太具体，实际上属于具体执行起来该怎么操作。但是，缺了一个中间的层次：我们有了研究的对象，我们将从哪一个视角去考察它去分析它呢，我在梳理文化人类的学科发展历史的时候，从中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启发。

第一个视角，是进化的方法。

进化方法，是放学家们认识理解与处理文化最早使用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研究原则之一。代表人物可以可以以德国学者阿道尔夫巴斯蒂安和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为例。巴斯蒂安本是一名医生和旅行家。1850——1905年间，他曾9次环球旅行，对美洲、非洲、大洋洲和南太平洋岛屿区都做过考察，对多个民族的文化均有研究。巴斯蒂安在考察后认为不管是文明人还是野蛮人，心理欲望都是一样的，同样的心理当然也就会导致发生同样的行为，因此，从进化的原点开始，顺着生活发展的进程，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就显现出一种同样轨迹的演变路线。泰勒把研究重点放到原始文化的研究上。他提出，今天见到世界各地文化呈现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它们各自在进化路线上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写道：“文化的各个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按照泰勒的说法，它们又彼此连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系列。该书中还说：“甚至在把蒙昧部落同文明民族进行的时候，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文化落后社会的生活怎样一步步地上升到比较进步民族的生活。”

马克思也应用进化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按“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三大进化形态划分人类历史发展历史阶段的思想，这个思想虽然仍属于科学假说，但马克思依据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程度，找到了“人的依赖型社会、物的依赖型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社会发展内在动因，这是马克思主义出于进化论而又高于进化论之处。

进化方法的研究视角，是“时间”的轴线，或说就是“历史”的研究原则。它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分析它在进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研究它和其前与其后的同类事物的联系与差异，从而找出发展的规律，以及它可能的发展前景。而在具体操作时，则有历史排列法、编年法、比较法，以及由泰勒开创的“遗留物”法。

遗留物法是个很有趣的方法。泰勒在研究中发现，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十分奇怪的现象：它们产生的年代久远，但很不合理甚至显得怪诞，难以解释。泰勒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遗留物”（survival）.它虽然不合理，但在文化进化中的链条中它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文化的进化中，它或者消失或者作为一种奇风异俗被特别地保留下来。泰勒认为：遗留物是文化的“化石”，它的发生于存在一定有它的道理，文化人类就是要做出清晰地解答。我们用一个动物进化的例子可以生动地解释文化遗留物的意义：人类身体消化系统中，在大肠与小肠交接处有一段盲肠，盲肠的末端还有一小段阑尾。它们对消化已经毫无意义，甚至偶然还会发炎，给人体带来麻烦。既然它们没有任何用处，为什么人体中还有它们呢？答案是盲肠与阑尾正是人类经过“草食”进化阶段的“遗留物”——草食动物因为要消化粗韧的植物纤维，盲肠必须非常发达；而人类进化到杂食尤其学会熟食以后，盲肠与阑尾没有作用了，退化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成为“遗留物”保存下来并成为一种进化的“证据”。同样，文化的发展也是会留下“遗留物”的。

咱们举个文化遗留物的典型例子：“产翁”制。

宋代《太平广记》卷四八三引《南楚新闻》的一条记载说：“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如乳妇。”大意说：南方的僚妹妇女，生了孩子便起床忙于劳作，她的丈夫则卧到床褥上，像产妇一样吃喝。同书还记载道：“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婿拥衾抱雏，坐于寝榻，称为产翁。”“越”族是今天壮族的先民。大意是：越族有一种习俗，妻子生了孩子，三天后便到溪流河川里洗澡。洗完后返回，给丈夫做稀粥喝。而丈夫却拥着被子，抱着婴儿，坐在床上，称为“产翁”。产翁，与产妇相对——产翁制的名称就是从这里来的。

此外，明《百夷传》、清《顺宁府志》及意大利马可波罗的游记，也都记载了云南盛行过的“产翁”习俗。《顺宁府记》载：“生子三日，贵者浴于家，贱者浴于河，妇人以子授夫，己仍执爨、上街、力田、理事”。《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我国元代“妇女产子，洗后裹以襁褓。产妇立起工作，产妇之夫则抱子卧床40日。卧床期间，受诸友庆贺”。

“产翁制”不仅中国有，世界许多地方、许多民族也都有。如美洲亚马逊河和俄利诺科流域的印第安人就“存在着产翁坐褥的习俗，在妻子生产的时期，丈夫躺在床上仿效产妇的样子，享受好些日子的护理和照顾”。生活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处的巴斯克人中，也有“产翁制”：“这个习俗就是当女人生了小孩，是父亲坐床，父亲假装作痛，大家也是照应父亲，几乎很相信父亲真是生了小孩。并且邻居男女贺喜的也是贺父亲，也是照应父亲……并不挂念母亲，母亲仍然是专心去做她的家务。”另外，在印度南部流传的丈夫陪产的习俗，则可以看做是“产翁制”的一种变异形式。在那里，当妻子分娩时，丈夫就换上花花绿绿的女人衣服躺在妻子身旁的躺椅上，翻来覆去，装出如同产妇临盆前的痛苦状，直到剩下婴儿为止。

“产翁”习俗的确很奇怪，今天看了颇觉不近情理，女人生孩子，需要休息调养，干男人什么事情？不正像阑尾、盲肠一样多次一举么？但这样的事情用泰勒的观点看：它一定是人类文化进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定有一种功能需要它发生并存在。只是这种功能意义后来消失了，但习俗却顽固地保留下来，形成文化的“遗留物”，研究它，就有可能破解人类文化进化的某个环节，使文化进化的链条变得完整了。

经过研究，“产翁制”的秘密被揭开了，原来，它是人类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化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证据。这个进化，是生产力的一次大革命，权利由母系一方转移到父系一方，当然就会有斗争。男性体力大强，什么都可以“抢夺”过来，可是由于生理的限制，生育权男性抢不过去的。但子女必须随父，必须表明父亲的血缘关系，于是出现了模拟妇女分娩，替代妇女生育的“产翁制”。丈夫佯装妇女“分娩”和“坐月”，就是男子为了变母系为父系而扮演的一幕历史喜剧。法国人类学者弗勒克在《家庭进化论》写道：“男子装做怀孕分娩，好像这样就可以证明孩子是由他做父亲的所生的，而有权按父系来计算亲属关系”了。它进一步指出：“产翁的习俗，就是由母系氏族制度像父系制度之一个过渡状态的表征。产翁的习惯，是男子用来夺取女子财产和她的品级之欺骗的手段之一种。”

“产翁”的遗留物性质，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与此具有同样相似功能的文化“遗留物”，今天能见到的，还有“哭嫁”、“抢亲”、“不落夫家”以及奔奔趋于消失的“季子继承权”制度等等。

五四时期著名历史学者顾颉刚非常重视民间传说的研究，他认为研究传说，不仅有民间文艺学的意义，更有历史的意义。因为民间传说表达着民众的思想情感与诉求欲望，所以它是民众的历史。传说里面的事迹不一定是真实的，但表达的民众思想却一定是真实的。于是，他重点研究了孟姜女传说。他怎样研究呢？他发布征文启事，希望各地朋友为他提供当地的孟姜女传说材料；他又博览群书，从书中找到许多和孟姜女、范（万）喜良、长城、哭、塌倒有关的历史记载和故事传说。然后他依如下的原则来处理这些材料：

一、把传说的种种材料，按出现的（年代）次序排列 。

二、研究这一传说在每个时代的面貌 。

三、研究这一传说的变化过程 。

四、尽可能地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

顾颉刚先生是历史的纵轴上来考察孟姜女传说的进化过程，得出了很多价值研究成果，后来钟敬文老师又运用唯物历史观进一步验证了顾颉刚的结论，成为 中国民俗学史其实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大成就。

我曾经学习顾颉刚先生示范的历史—进化方法，把中国民间的四大著名传说放到一起进行进化的排列研究，这四大传说是牛郎织女故事、孟姜女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白蛇许仙故事。这事起于1983年，《百科知识》约我写一篇介绍四大传说的文章；要介绍，就得有个次序，以前是没有人排列过次序的。于是，我把记载有四大传说的古籍史料找出来，一方面考察传说中所表达的婚姻及爱情观念，看看它们的内在发展逻辑。经过排列之后，还真有重大发现。

从传说史料的时间次序来看，牛郎织女传说的记载出现最早，虽然它的完整形态晚到唐代以后，但其原型在春秋时代《诗经小雅大东》中已见端倪。孟姜女传说的出现，顾颉刚与钟敬文先生的研究已有定论，完整形态虽然也出现与南北朝与唐，但盛行时代应在战国末到西汉。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梁山伯在南北朝《梁书》上有传，他在斳县任职，是个清官；后来敷衍出二人相爱，最后化蝶的故事。白蛇许仙故事最晚，五代时杭州西湖有白蛇精吃人传说，全貌则晚到明代《警世通信》中《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话本之中出现，那么，这个时间次序内中有无历史逻辑呢？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与民众对婚姻爱情的观念，发现这四大传说其实正好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发展史。

四大传说中，牛郎织女必须排首位，因为它正是中国奴隶社会末期、封建社会初起时民众的婚姻家庭观念的产物：织女时候天神，是人间苦难的解救者；农奴们没有人身自由，他们传诵的理想目标，就是“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这个故事的诞生只能是此时此代，而后能广为流传是因其依附于银河两岸的牵牛与织女星座，成为星辰起源传说；而王母娘娘的干涉既是民众对不能门当户对婚姻的写照与担忧，也增加了传说的悲剧和神秘色彩。

孟姜女传说是必须排在第二位的，它是封建社会发展期封建伦理道德建立并巩固的产物。孟姜女和范喜良结婚，原因在于躲避徭役的范喜良看见了水中洗澡的孟姜女（或看见了它裸露的胳膊），因“女子之体不得再见丈夫”，之恩给你下嫁范喜良。成亲后未入洞房范喜良即被抓走，白富美的孟姜女便静心侍奉公婆直到百年，然后送寒衣到长城脚下，她不仅不能二嫁秦始皇，更为丈夫无辜之死哭倒长城。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孟姜女与范喜良之间何尝有爱情可言?完全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伦理观念，讲故事则是要强化如此的礼教秩序，全国到处都有的姜女庙、姜女祠便证明了这一条。

梁山伯祝英台故事应排在第三位。梁山伯作为清官，深得百姓爱戴。但祝英台和他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以节烈有名。当地传说，梁山伯死在任上，百姓为他择地下葬。开挖墓穴的时候，竟挖出了祝英台的棺椁，百姓不忍移动，一个清官，一个节妇，索性冥婚合穴安葬，由此便演化出碟双飞的故事。而传说本身，我们可以发现，其核心是妇女对自身权利的追求：封建伦理道德中，女孩子只能深居闺中，无才便是德。而祝英台不认这个协，一定要获得和男孩子一样的读书权利，但那个时代决不允许未婚女子公开抛头露年，再笨的男人也应有所察觉，可能是绝对没有女孩子到学堂读书的先例，所以梁山伯连想都没有往那方面去想过，以致“十八相送”中充满了浓郁的喜剧效果。按此推想，梁祝传说必然是封建社会中期、封建道德已经“坐稳”了的时代产物。

最后出现的白蛇传说，也最为有趣，封建时代著名的爱情故事，不管双方门阀家世如何，最后不外是丈夫发愤苦读，进京赶考，考中状元，一步登天之后夫贵妻荣。唐传奇的《李娃传》、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高明的《琵琶记》大都如此，唯独白蛇许仙传说出现了新的因素。白蛇变身白娘子结识许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为“许宣”），夫妻安定下来要过日子的时候，小说中写道：

白娘子道：“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不如自开一个生物铺。”许宣道：“亏你说，只是那讨本钱？”白娘子道：“你放心，这个容易。我明日把些银子，你先去赁了间房子，却又说话。”……次日，许宣问白娘子讨了些银子，教蒋和去镇江渡口马头上，赁了一间房子，买下一付生药橱柜，陆续收买了生药。

新增的因素便是：1、资本主义萌芽。许仙和白娘子谈婚论嫁，不再要求他去读书（虽然小说中说他也能写出七律诗歌来）考状元求富贵，只是做个小生意，并拿出银子支持丈夫自家开个生药铺，去从事“市场经济”生涯背景放在明代中期，且是经济发达的江苏苏州、镇江一带，如此的社会风气在汉唐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我从四大传说的历史排序中得出的历史逻辑是：

牛郎织女传说：对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爱情与家庭的生活的“追求”；

孟姜女传说：对封建礼教“夫为妻纲”原则的强调，即“巩固”；

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给妇女一旦小小的权利，是对礼教的“改良”；

白蛇许仙传说：封建的爱情婚姻观念已然不成障碍，即“革命”。

用进化的视角与原则，研究文化现象，不睡觉简单地将资料排列出个时间顺序，而是要在这个顺序中陶秋出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