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华蓥市高兴镇医疗服务队医生在马家嘴村为村里老人进行义诊。周松林摄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重，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话题。据统计，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达2.12亿，占总人口15.5%，预计2020年将达到2.43亿。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年人口爆发式增加和独生子女带来的养老人口急剧下跌形成的供需矛盾等因素，都将使得养老问题成为中国未来的重大社会问题。

面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如何应对养老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和服务体系面临的冲击？怎么消除养老的烦恼？近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带队的调研组来到四川西昌、攀枝花、成都等地，围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主题开展调研探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把脉问诊。

老龄化问题不等同于养老问题，应对老龄化需更新理念，注重顶层设计

我国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分布不均衡问题。总体来看，东部和中部问题相对严峻，但西部一些省份目前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龄化形势也不容忽视，四川省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据四川省统计局抽样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省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已达到1672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0.38%，与2010年和2014年相比分别上升4.08个百分点和0.9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形势相当严峻。

面对来势汹汹的老龄化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在与地方政府部门座谈中，专家们一致认为，首先应当更新理念，不要把老龄化问题完全等同于养老负担。

“科学的理念应当是积极老龄化、健康老龄化，老龄化并不全是负担，它也有积极的因素。”全国老龄办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王建军说，目前有的国家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40%，但国家并没有“崩溃”，关键是要应对得好，提前做好准备。

中国致公党党员、江苏省中医院老年科主任郭宏敏临床实践中发现，虽然目前把60岁以上的人口都归为老年人，但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有不同的特点，他们的需求也不同。根据自己的观察，郭宏敏将老年人分为60—75岁、75—85岁、85岁以上三个年龄段。

“60到7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刚退休，精力好，生活要求丰富，可以提供给他们老年旅游、老年大学等更丰富的活动，并建立起老年人才库，让他们有机会继续服务社会。”郭宏敏说，75到85岁的适合居家养老，可以依托社区和养老公司进行上门服务；而85到90岁的，失能失智、疾病晚期的老年人比较多，适合机构养老，应当针对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养老服务。

“建议先摸清各地方老龄人口能力分布现状的底子。”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生物技术与医药处王忠也认为，应当建立科学的老龄人口专业化的能力评估，对老龄人口分层分类管理。

“养老是一个大的体系，要有完善的政策制定体系。”人社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贾江说，比如推进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等等，在应对老龄化方面，各相关部委应互相配合，拿出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人福利处陈建军认为，当前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首先从宏观上搞清楚政府和市场在养老服务中各自承担什么责任，这涉及未来中国养老服务要走什么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主导还是混合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搞不清楚，谁来建、建多少养老机构，都是一笔糊涂账。”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老被老是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人口发展问题，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于我国老龄化人口的特殊性需求，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应对老龄化道路。”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蒋作君说，应对人口老龄化，要统筹利用资源，将养老体系建设与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地方脱贫相结合，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市场的介入程度不深、介入经验不丰富，社会资本进入养老产业仍需支持

在调研走访过程中，各地对养老模式和养老产业的探索引起调研组的极大兴趣。

在攀枝花市，因建市之初国家三线建设的需要，曾一下子涌入几十万移民人口，如今这些移民集中步入老年，相对其他城市，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2015年，攀枝花市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08万，占全市总人口的21.2%，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5.05、0.82个百分点，当地养老资金财政缺口已达23.64亿元。为解决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当地政府把阳光康养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积极吸引外资进入，在康养产业投资方面呈现多元化趋势，同时大力支持公办养老机构发展。

在西昌，虽然当地老龄化率只有12.1%，但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当地政府也意识到康养产业的发展前景，积极布局当地康养产业，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民营资本进入该领域，如在建设期以低价租赁农民回迁房提供基建，以每床1万元的补贴为民营资本提供资金支持等。

但在走访各地养老机构过程中，调研组专家也发现，尽管有政府大力支持，但公办养老机构存在入院较难、排队长的问题，而社会办康养机构目前大部分处于亏损状态，导致社会资本参与养老的积极性不够高。

调研组专家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四川如此，目前全国不少地区的养老服务业都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市场的介入程度不深，介入经验不丰富，很大一部分靠行政力量进行推动发展。目前，由于财政补助资金规模较小、标准较低，政府财政资金主导性作用不明显、引导力度比较弱，养老服务社会参与度还不高。

“养老投资多、回收慢、利润薄，在调动社会资源支持社会医疗养老机构方面，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支持。”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司长王海东说，比如在土地、资金、税收等制约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瓶颈的问题上应加以统筹协调。

根据我国目前采取“9073”的养老引导方针，即居家养老占90%，社区养老占7%，机构养老占3%，居家养老所占比例最大。但现有支持政策中，往往针对机构养老的扶持政策占了大多数，仅有少量对家庭养老具有支持作用的政策。这也引起调研组专家的注意。

“居家养老这一块能够释放出来的产能是非常大的，做得好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引擎。”致公党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四川鼎旌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文海说，根据他的调查，目前中国的养老产业大约有6500亿产值，生活服务产业部分只占一半多一点，能供给的产品非常少。而全球生活服务类的养老产品大约有6万个，中国产品只有不到4000个。

“从供给的部分可以做的产业比较多，但目前国内老百姓无论从观念上还是消费行为上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居家养老产品消费的习惯。”刘文海说。

推进“医养结合”，改变“养老不医护”“治病不养老”现状

养老不仅要解决普通的生活服务问题，还要解决老年人医疗服务问题。普通的生活服务可以通过社区或者机构的养老服务来解决，但健康服务通常还需要结合医疗机构的服务来解决。

调研组专家普遍认为，目前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功能单一化，养老机构普遍不具有医疗服务资质，“养老不医护”，无法为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提供相应医疗护理服务，而医疗机构则是“治病不养老”，二者并不对接。只有“医养结合”，即将养老机构和医院的功能相结合，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等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才是我国养老的必由之路。

调研过程中，成都市青羊区文家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取的“双向转诊”“双向转养”运营模式、成都市慢性病医院“专业医疗走出去，结盟社区机构”模式引起调研组专家好评。通过医院与社区、机构养老院相结合，传统居家、社区养老或机构养老的老人一旦患病可及时转诊到医院诊疗，而医院住院的老年患者，在治疗到一定程度达到出院条件时，将转介到原养老的场所，大大避免了小病大住院，减少了医疗费用。

“对老年群体的治病、康复、预防的问题，必须把预防放在突出的位置，推动医养结合。否则很容易造成现在有钱没钱去医院，大病小病去三甲，路近路远去北京的情况。”王建军说。国外预防医学的统计数据证明，1元钱的预防投入，大体相当于6元钱的治疗作用。在养老服务中，医疗资源可以在老人慢病管理和慢病调理上起到科学预防、提高老人身体素质的关键作用。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如何应对挑战，进一步发展我国养老服务业，是一项十分紧迫和重大的课题。”万钢说，未来应加大以“社区医养结合”为特征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按照“家庭、政府、机构、社区”四条腿走路的方式积极应对老龄化，优化养老服务方式，盘活新型居家养老的产业市场和就业市场。同时，积极推动养老和科技创新融合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在提高养老服务业质量和水平的同时，催生出新的产业和商业模式，使科技养老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李昌禹）